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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前夫已然是副国级

浏览次数:144 时间:2019-10-06

王泉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庐富村。1930年3月在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曾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妇女独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淫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1942年回乡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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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到68岁。被确认应该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目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

采访时间:2004年5月21日 采访地点:江西省泰和县王泉媛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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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几条小街,经过一个满是蜂窝煤渣和烂菜的市场,再通过一条仅容一人的临街门洞,我们找到了名声在外的王泉媛。在养女的搀扶下,王泉媛身穿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微笑着伸出了颤巍巍的右手。仅有的两颗门牙显得格外醒目。磨难的一生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印记。她皮肤白皙,长相端庄,虽已91岁,仍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她说,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几十年来,她早已不再惧怕讲述自己的磨难往事。

“我本姓欧阳。在我8岁那年,迫于生计,姐姐和母亲包办,把我许给了邻村大我16岁的农民王照斗,彩礼是40担谷子。三年后,我就正式成为童养媳,改姓王了。”1934年,王照斗患肺病去世。

1930年3月,王泉媛在江西吉安敖城暴动中参加革命。1934年被送进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学习。毕业时,王泉媛的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考试名列全校学员第二名。“当时排名,并没有分男女,可是男女学员在一块排啊。”老人挺骄傲。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这副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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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91岁的王泉媛对于自己70年前的那次远征,有着太多的刻骨铭心。

1934年12月,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后,红一方面军行走在山峰相连的广西西延山脉。突然,抬着红军师长陈洪的民夫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王老说:“陈洪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胸部中了敌人的开花子弹。长征出发时,他和另外两位腿部受重伤的团长及生病的邓颖超等五副担架由中央妇女工作团负责。”妇女工作团由包括王泉媛在内的12名女兵组成。

身高不足160厘米,体重不足90斤的王泉媛抬起这副担架。由于陈洪伤势过重,道路又十分险恶,王泉媛一行渐渐落在后面。眼看着“红章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消失在连绵起伏的群山里,王泉媛心急如焚。

翻过一座山头,王泉媛听见不远的山谷里传来敌机的轰炸声,她鼓励着另一名战士说:“加把劲,朝敌人扔炸弹的方向走,那里一定有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例假。那会儿,行军中有啥呀,只好用树叶简单处理一下。”

突然,几百名国民党兵发现了他们。抬着担架的王泉媛,撒腿就跑。连续多日的强行军、急行军,再加上两天没吃一口饭,王泉媛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又有一支队伍从山谷中杀过来,红章纵队第二梯队队长兼政委何长工救了他们。

又翻过一座大山,躲过两个苗人的疯狂追杀,在一个茅草屋散落的村庄前,王泉媛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和妇女工作团。毛主席见到气喘吁吁的王泉媛,惊讶地问:“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在得知原因后,毛主席又说:“好,小鬼,你很能干!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毛主席熟悉的王泉媛毫不客气,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摘下,放到了毛主席的马背上。她注意到,毛主席的马背上一共驮了大小11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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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媛回忆:“长征中,毛主席很少骑这匹马,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人骑它,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毛主席每次行动都走在纵队最后,经常落在妇女工作团后面。”

在王泉媛眼里,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后,为的就是帮助那些走不动的伤员或者是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志们。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再次相见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

始于长征,终于长征,王泉媛与王首道只有两日相聚的婚姻

1935年红军进占遵义时,王泉媛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均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白天,二人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情愫。他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并给二人牵了线。到遵义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晚饭后,蔡畅等三人把王泉媛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然后,三人关门出去了……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王泉媛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王泉媛说:“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让我们品尝了爱情的瞬间甜美。她们太善解人意了。”

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王泉媛很少与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送信给她,让她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

天亮之后,王泉媛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眼泪立即就“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王泉媛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相会,王首道特意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这一次,王泉媛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当王泉媛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病倒了。

王泉媛主动请缨要求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中,把团长误说成是吴富莲。为此,导演还专门向王泉媛老人表示过歉意。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我军第一支妇女武装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而全军覆没的故事。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此时,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多。

王泉媛对徐向前说:“徐总指挥,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徐向前犹豫不决。显然,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王泉媛看出了徐向前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

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泉媛又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由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生命。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她们。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王泉媛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此时,令王泉媛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她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

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已76岁

荒凉的西部,她们四处逃亡。终于,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的王泉媛等被马匪搜了出来。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匪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

在狱中,王泉媛与敌人斗智斗勇。连续三个晚上严刑拷打,王泉媛均不承认自己是团长。后来,她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昏死在墙根下,又被抬了回来。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王泉媛长得漂亮,又有风度,马步青看在眼里,痒在心里。

王泉媛和身负重伤的政委吴富莲正在思考怎么对付,突然,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她告诉王泉媛,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她的干女儿。王泉媛和吴富莲商量之后便答应了。

马步青没有得到王泉媛,便心生一计:将她分配给团长马进昌,王泉媛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一天晚上,马进昌想强暴王泉媛,他刚要近身,王泉媛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马进昌被踢翻在地。事后王泉媛被打得死去活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姓穆的副官很同情和尊敬王泉媛,对马进昌说:“她可是马师长的干女儿啊……”从此,马进昌再也不敢对王泉媛存非分之想。“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好几次,我想到了死。”讲起西路军的经历,王老几次流泪。

1939年3月,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翻窗逃出马家大院,一口气跑了90多里,直奔去兰州的大路。王泉媛和王秀英终于逃出了魔窟,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她们已不能再回去了。

“‘八办’的人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再说你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为了适应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她五块大洋。王泉媛说:“接到这些钱,是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

王泉媛这位用双脚走完了不止两万五千里路的女红军团长,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她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位叫万玲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答应把她护送回家,可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乡亲们都说她不是王泉媛。在她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王泉媛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女团长,她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后来,王泉媛嫁给革命烈士后代刘高华,下地种田,自食其力。刘高华1965年被迫害致死。1949年家乡解放后,王泉媛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一直干到68岁。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目前,她享受副地级待遇。她曾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她与其中的一位养女生活在一起。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王泉媛来到了北京,找到了朱德元帅的夫人,同时也是长征时干部休养连战友康克清同志,在康克清同志的证明下,王泉媛终于恢复党籍和老红军的身份。

1982年,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同志要去江西看她,王泉媛听到这个消息,眼泪立即“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95年,王泉媛再次到北京时,再次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王泉媛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 随后,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两位老人留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王泉媛一生无儿无女,她曾收养了六名孤儿,最后的岁月,她一直在家乡泰和县,一名养女的家中颐养天年。

2009年4月5日,这位饱经风霜、一生饱经磨难的老红军女战士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6岁。在她的追悼会上,徐向前和王首道的子女敬献了花圈。

采访结束了,老人挣扎着准备站起来。她说:“我送送你们。”无法婉拒,我们就搀扶着老人来到门口。已到车上,透过那个狭窄的小巷,我们看见,老人还在招手。XLW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兰畦与国共两党许多名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可谓一位传奇的“文小姐”、“武将军”、“绝世佳人”。她曾被蒋介石驱逐出国,在德国留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为苏联大文豪高尔基执绋,在抗战期间又被蒋介石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获得少将军衔的女性。

茅盾在他的长篇小说《虹》中,将这位反叛封建家庭的娇美而刚毅的胡兰畦作为生活原型,塑造和刻画成“五四”以来成都新女性代表梅行素。然而,就是这位胡兰畦将军与陈毅元帅,还有着一段“互等三年”又遭项英棒打“鸳鸯”的刻骨铭心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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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畦才貌双全,据说,四川军阀杨森曾想娶她做小老婆,被断然拒绝。1920年,父亲将她许给了表哥杨固之,2年后两人解除了婚姻关系。1922年,胡兰畦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这一年,从法国回来的陈毅担任重庆《新蜀报》的主笔,胡兰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找陈毅,从此二人成了亲密朋友。

1927年,胡兰畦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陈毅也被派到学校任中共党团书记,两人重逢,之后又辗转分开。“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当年新四军军部顾问朱克靖这首调侃陈毅的诗中,“兰畦”就是指胡兰畦,“茜”指的是后来成为陈毅妻子的张茜。

全面抗战爆发后,早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兰畦组建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于影响甚大,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少将指导员。1938年初,胡兰畦率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陈毅也在南昌组建新四军。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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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人的恋情,《民国大腕》这样描述:“陈毅在南昌与胡兰畦遂订白首之盟。然而组织上不同意,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她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二人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两人再次接触已到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接待她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这时,陈毅已儿女成群了。胡兰畦再没有婚育,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从事后勤工作。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不久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他虽然与粟裕相交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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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访粟裕的驻地。粟裕的秘书鞠开马上进屋报告。

刘少奇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可谓位高权重。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到大门口迎候,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接过粟裕的话,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

粟裕也笑了。随后,两人互相慰问,畅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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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当有往,尽管相隔久远了一点。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刘少奇家拜访。

不久,刘少奇要求粟裕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向他和中共中央汇报一次。

粟裕随即向刘少奇提交了报告,分别汇报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以及全军装备情况的现状,五年计划和远景、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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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粟裕还建议:"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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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致函,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授帅,对陈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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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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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

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XLW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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