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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却与许世友结怨一辈子

浏览次数:161 时间:2019-10-06

在众多开国将领里,有这样一位虎将,他指挥的团被人民群众称为“老虎团”,大家都叫他“王老虎”,他就是王必成中将。王必成一生戎马,先后参加过鄂豫皖四次反围剿,川陕根据地反围攻,黄桥战役、苏中七战七捷、豫东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金城夏季反击战役等,是三野出了名的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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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得名王老虎

王必成中将素以虎将而闻名,出身大别山农家,十几岁就参加红军,作战机智勇猛,很快由班长、连长、营长升至团长、团政委,在长征结束时即由普通一兵成长为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其“王老虎”的称号更是通过一场场硬战打出来的。

1938年,王必成将军赴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团长。前后在苏南参加战斗200余次,把日军15师团松野联队和池田联队打得晕头转向,茅山根据地群众誉称为“王老虎”,所率第2团被称为“老虎团”。期间,他的除了运用一般的围城打援,声东击西,伏击战,破袭战,王必成还总结了适应苏南新四军战斗的一打两战两拼三猛两速等重在近战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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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必成率领的老虎团,日军吃尽了苦头,一心避开近战,1939年以后甚至采取了切忌恋战,收缩退却到村落丘陵等可利用地形,以优势火力固守等待援军的对策,并对王必成万元悬赏。结果却是王必成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多个首次,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之敌,连战连胜,王必成声名大振,可以说他是成名于新四军时期。

1940年,王必成率部随陈毅、粟裕挺进苏北,陈粟分别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部队整编为第一、二、三纵队,叶飞、王必成、陶勇依次担任各纵队司令员,并称粟裕的“三只铁拳”。

内战死磕张灵甫

解放战争时期,王必成担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在粟裕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王必成率第六师参加了五战,仗仗皆胜,歼敌1.6万余人。华东野战军成立后莱芜战役以临沂一座空城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部、2个军部、7个师共5.6万余人。此役俘敌数量之多、歼敌速度之快,都创造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王必成的六纵更是创造了一个纵队在一次战役中歼敌2.4万余名的辉煌战绩。

胜败兵家常事,战绩辉煌并不代表没吃过亏。1946年王必成会同其余各部曾和张灵甫七十四师在涟水一战,我军伤亡6000余人,难以取胜不得已退出涟水,涟水失陷,陈毅盛怒之下要将王必成撤职查办,但粟裕了解王必成,认为他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战将,主张改为留职检查。王必成对陈毅、粟裕说:“日后打敌七十四师,绝对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师!”粟裕当即表态:以后,凡我华东部队组织歼灭敌七十四师的战役,一定让六师参加,一定让王必成同志参加,并将此命令记录存档。没想到,一年后王必成和张灵甫这对老对手再次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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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险中取胜,五个纵队围住张灵甫的整编74师,又被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所包围。危急情况下,陈毅命令各阻击部队坚决挡住国民党军,在关键的夺取黄崖山战斗中,王必成六纵某部克服疲累、饥饿之苦星夜兼程打退敌军抢占要地,为围歼七十四师提供了重要保障,面对老冤家,死对头,又是王必成部勇登孟良崮峰顶,击毙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王必成部改编为第八兵团二十四军,王必成任军长,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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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共事多年的陈丕显在谈到王必成时曾说:“他是很能打仗的,而且善于打大仗,打硬仗,从不打‘滑头仗’。他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

持功敢议军衔低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许多将领曾主动要求让衔,相反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当时闹得最凶的,是被评为中将的王必成和王近山,以及被评为少将的钟伟。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七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四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兼任十二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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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夕被调离

粟裕是不赞成对越战争的将领之一。王必成在昆明军区司令员任上虽然积极备战,但在开战前夕遭临阵换将。1979年1月,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不久又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个闲职。

一个月的对越战争,西线远比许世友指挥的东线打得漂亮,里面既有杨得志指挥得当的功劳,也有王必成备战的心血。

王必成虽然被调离前线,但他先后把自己的儿女、儿媳和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送上了前线。当时,王必成同志的子女都不在前线部队。王必成同志写信、打电话,鼓励他们上前线去。

王必成同志儿子上前线了,王必成同志最疼爱的小女儿也上前线了。没过多久,王必成同志爱人陈瑛同志说:儿媳妇也想上前线。王必成同志连声说:好,好。陈瑛同志又悄声说:媳妇已经怀孕两个月了,怎么办?王必成同志斩钉截铁地说: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两虎结怨终未解

许世友和王必成有很深的渊源——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

1927年,许世友、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许世友当时是农民赤卫队的队长,王必成是队员。后来,他们共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在胶东地区,王必成在苏南、苏中地区,相隔并不远,不久又汇入陈毅、粟裕的麾下,重新走到了一起。许世友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当时则是第六纵队司令员,但王必成一直奋战在前线,而许世友因济南战役不听指挥,被粟裕撤了职,错过了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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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初期,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副司令员。许世友跑到大别山后方医院躲避造反派,由王必成等人应付局面。王必成等接待“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代表,迫于无奈,说了场面话,签了些文件。

许司令获知后大怒,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文革结束之后,许世友依然对王、林、鲍上纲上线。

1980年初,年近七旬的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王必成身体不好,病情加重,中央军委关心他,于1981年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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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春节的欢庆气氛,两位老战友心情都很好,聊了很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

然而没过多久,许世友再次对王必成翻脸,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待。” 一言既出,举座皆惊,大家都知道是指责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而且王必成就在会上。王必成克制怒气没有当场发作,只是写了一份书面意见交给会议主持荣高棠,委托他转交中央。

1985年,许世友病逝于南京。4年后,王必成也在南京离世。

一世恩怨终于宁静。XLW

1947年5月,王必成将军率华野六纵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华野六纵遇到了死对头—国民党的王牌军张灵甫之整编七十四师。结果,在华野各纵猛攻孟良崮主峰时,王必成将军下令特务团出击,勇登孟良崮峰顶,击毙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上世纪五十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红日》中我军军长沈振新的原型,就是王必成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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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王必成将军由延安赴东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继任团长。将军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之敌,连战连捷,敌伪闻风丧胆,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江南人民誉称二团为“老虎团”,王将军为“王老虎”。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彪悍,但亲见后发现,将军身材矮小,状貌平平也。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王将军亦然。

王必成将军指挥作战军令如铁,以下“死”命令而威慑军中。军令出,非“死拼”,即“死守”;非“枪毙”,即“杀头”。1943年4月,蒋介石、顾祝同调集12个团近两万人马,直逼两溧地区,妄图围歼新四军第十六旅,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当时,旅政委江渭清向各团传达突围命令。末了,江渭清请旅长王必成讲话。王必成将军说:“江政委说,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军法处置。我说江政委太客气了,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提头来见!散会。”将军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当事者史剑秋、陈侠皆曰:“至今声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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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必成将军性孤僻,冷面寡语,喜独处独行。然闻枪炮声则判若两人,从不畏惧,奋勇当先。天目山战役,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新四军在浙江省天目山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时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的王必成将军在某次战斗中,亲临前沿指挥,距敌仅二三百米。初始,子弹中树冠,树叶纷纷坠落身上,将军不动;继而,子弹落草地,于脚旁噼噼啪啪作响,将军仍不动;继而,警卫班孙副班长中弹倒下,将军依然不动;再继而,一弹片击中将军望远镜,斜擦而过,将军一步不挪,仍岿然不动。部队官兵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某战,部队进攻受阻,将军纵身跃马,奋臂高呼“跟我冲啊!”霎时,众官兵欢声雷动,勇往直前,遂克敌。又某战,敌进我守,形势危急。王必成将军直奔前沿阵地,取手榴弹,揭盖垂环,端轻机枪,左右扫射。众官兵见将军到,又欢声雷动,奋勇杀敌,遂退敌。其时王必成将军任六纵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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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总参《军训通讯》增刊上刊登介绍十二军三十四师一团二连副连长郭兴福教学方法。王必成将军阅后甚喜,特令郭兴福带分队来南京表演。将军看、问、查、考,遂下决心在军区范围内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将军时任南京军区主管训练之副司令员。1963年4月12日,毛泽东至南京视察,王必成将军向毛汇报用“野营训练”的形式锻炼部队,效果很好。毛泽东连连称赞:“野营训练好!”故此,野营训练即在全军展开。

王必成将军下部队视察,凡摆酒宴均拒之。宴撤,方上席;宴不撤,决不上席。故将军下部队常上演“罢宴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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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南疆还击战前夕,王必成将军调离昆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临阵换将,王必成将军忍悲含愤,慨然离滇赴鄂。临行前,将军将一子一女送往前线参战。某日,将军夫人陈瑛告将军:“我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将军连声曰:“好,好。”陈瑛又悄声曰:“媳妇已怀孕两个月了。怎么办?”将军斩钉截铁曰:“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陈瑛凝视将军,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将军因病逝世,享年七十有七。将军生前所盖毛毯,米黄色,补钉重重叠叠,约十余处。将军夫人陈瑛言,此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九团团长徐绪奎于1940年9月牺牲后遗物。王必成将军时任二纵司令员,为纪念战友,留毛毯挡风御寒,日日不离,夜夜相伴,已四十九春秋也。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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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因身体不好,中央军委于1981年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对南京,王必成有深沉的眷恋之情,这里有他战斗、工作的足迹,有众多的老战友。1982年初,王必成刚住进南京普陀路1号,许世友便前来看望。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多,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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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代。”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明白这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

王必成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与会者。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的王必成,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意见,不作发言。

许世友和王必成都是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他们两人有很深的渊源——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

1927年,许世友、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许世友是农民赤卫队队长,王必成是队员。后来,他们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战斗在胶东地区,王必成战斗在苏南、苏中地区,相隔并不远,不久又激流归大海,汇入陈毅、粟裕的麾下,重新走到了一起。许世友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是第六纵队司令员,两人都是华东野战军有名的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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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五年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从此,两位老战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个人感情深厚,工作合作默契。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向军委请假,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以后又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等负责。

造反派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迫于无奈,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讲得并不错,但被造反派改头换面,加以歪曲;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有时也难免说几句错话。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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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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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还写道: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聂凤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李文卿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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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

毛主席在同许司令谈话时,除讲了上述内容外,还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

“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

“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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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年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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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他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

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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