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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开国上将开枪打死上级

浏览次数:118 时间:2019-10-06

陈伯钧1910年生于四川达州,13岁就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学籍,17岁又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因此,别看陈伯钧年纪小,但革命资历非常深,绝对是毛主席嫡系中的嫡系。

陈伯钧打仗非常勇猛,但缺点是性格比较急躁,典型的急脾气虎将。毛泽东在江西闹革命,有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与山大王袁文才、王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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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了把他们拉到革命队伍,派17岁的陈伯钧上山,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陈伯钧毕竟才17岁,年轻气盛,看不惯袁、王的土匪作派,就抓了10个在当地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

这10个人,都是袁文才的金主,可以说正是这些人出钱,才助长了袁文才的土匪习气。陈伯钧没有向毛泽东报告,就枪毙了这10个倒霉土豪,自然也惹恼了袁文才。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陈伯钧。

陈伯钧吸取了教训,抖擞精神开始继续革命事业,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事件,又差点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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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捡到了一支手枪,都生锈了,但当时军队中武器奇缺,尤其是手枪,更是少见,所以陈伯钧非常爱惜,还拿去跟吕赤炫耀。

吕赤是谁呢?

吕赤跟陈伯钧是四川老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1927年底,毛泽东创立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教导队第一任队长,就是吕赤,足见其能力之强,地位之高。

而陈伯钧,当时正担任教导队副队长,是吕赤的副手。

吕赤看了看陈伯钧的手枪,笑道,这哪是手枪啊,都没法用了,就是半斤铁。

陈伯钧还只有18岁,少年心性,不服气地说,你等着,等我修好了再看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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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这支手枪还真被他修好了,兴冲冲地跑去找到吕赤,用枪指着吕赤的头说,看看,我修好了,这就是一支手枪!

说完,陈伯钧随手一勾扳机,就是想吓唬吓唬吕赤,却不料枪里真的有子弹,砰的一声,吕赤顿时血流满面,当场倒地。

陈伯钧也吓呆了,谁能想到这把破枪里还有子弹?谁能想到子弹还真能发射出去?

在场的人也都愣住了,过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赶紧把陈伯钧押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请求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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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犯了难,按理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陈伯钧也确实是无心之失,罪不当死,而且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很有前途的青年才俊,现在已经失去了一个,不能再失去另一个,于是毛泽东就跟军法处的人商量,免他一死,让他戴罪立功。

当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一是撤了他的职,到下面当副连长,二是重打一百大板。

打哪里呢?不是打屁股,而是打手心。据陈士榘回忆,等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的手心已经开始冒血,脸色也开始发白,但他仍然咬牙坚持着,一声不吭。

打板子的人也都是他朝夕相处的战友,看他那个样子,都有点不忍心,就有人带头说,我们打得重,一下顶五下,就这样吧。

经过了这件事,陈伯钧才开始渐渐成熟起来,并视毛主席为救命恩人,忠心不二。

1955年授衔后,陈伯钧把上将军衔的证书摆在桌子上,对家人说: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开枪走火,吕赤也应该是上将。XLW

1937年6月12日,李彩云这位为革命披肝沥胆、矢志不移、南征北战的红军高级将领,在睡梦里被自己人误杀,长眠于祁连山下,时年29岁,杀人者是开国大将王树声,那么这起冤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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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李新国和李彩云常走在一起,因为他俩原来都在一方面军红五军团。1935年夏,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那场关于北上还是西撤的路线争议,在一、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中都留下了程度不同的阴影,毛泽东等率一、三军团8,000余人,组成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到达陕北;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被张国焘挟制,滞留川北一年,北上会宁会师后,又奉命西进河西走廊,组成西路军。

因此,李新国和李彩云,对张国焘,颇有埋怨情绪--要不是张国焘,他们早就跟毛主席他们到陕北了。所以,两人在言谈话语中,免不了对张主席有些非议。王树声、杜义德听到这些怨言和议论,很不舒服,因为张国焘长期在川陕根据地,在四面军中还是很有威信的。王树声、杜义德长期在四方面军工作,当时对张国焘自然也是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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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对议论张国焘的李彩云和李新国便有所戒备,严酷的战争环境告诉他们,思想的不一致,有时会导致生命的危险。

就这样,王树声他们11个人又心存戒备地在祁连雪山中走了两天,中午来到甘肃民乐县境东固一带一个离山口十几里的山沟里。大家烧米汤喝了,分头找避风的地方休息,准备当夜出山口,横越河西走廊,到北山;然后向东穿越沙漠,东渡黄河,绕道宁夏回陕北。

李新国躺在一块避风的石崖下,李彩云躺在他附近。不远处,王树声和杜义德在那里擦拭手枪;也许是为了出山时对付马家兵吧?李新国和李彩云没管那么多,倒下便睡着了......

“砰!砰!”震耳的枪声把李新国从睡梦中惊醒。他睁眼一看,附近的李彩云已躺在血泊之中!

不远处,王树声、杜义德手枪还提在手中。

李新国吓得面色蜡黄,刚想要问,王树声抢先对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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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擦抢走火了,没有你的事!”

李新国心里明白,也不便多说,便默默地起身,和几个警卫人员把李彩云掩埋了。

可李新国却再也睡不着了,心里翻腾得厉害,李彩云的音容笑貌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

李彩云,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1908年出生在甘肃临桃县城关镇。1926年,他刚满18岁便放弃中学学业,考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西安军官学校。在这支由共产党人刘伯坚主持政治工作的军队中,他受到革命的薰陶,毕业后即投身北伐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失败后,他随余部编入以孙连仲为首的国民26路军。I931年12月I4日,他随董振堂等参加宁都起义,编入我红五军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夏天,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川北后,他又奉命随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混编。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甘肃南部时,他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独一师师长兼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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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阔别多年的临洮故乡,他只和个别亲人匆匆见了一面,顾不上多谈,便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接着便是奉命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浴血苦战河西走廊近半年之久。1937年春,西路军重建骑兵师时任命他为参谋长,然后是分散游击......没想到,眼看就要走出祁连山,摆脱绝境时,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年仅29岁。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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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窝会议之后,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辗转跋涉40余日,又经安西域、王家屯庄、白墩子,红柳园之战,终于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接应下,以不足500的人数到达新疆,并且多数都被培养成我军早期特种部队的骨干。这一线索是基本清楚的。

但是,右支队的下落却长期是个谜。原西路军副总指挥、右支队第一号领导人王树声是怎样回到陕北的? 其他人的经历和遭遇又如何呢?

I980年8月下旬,我在西安找见了原西路军之红九军作战科长、右支队领导者之一李新国。他是和王树声及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的杜义德一路,又几乎是一起回到陕北的。解放后,李新国曾任东海舰队司令,被我访问时已离休住到了西安。

见到我这个远道而去的访问者,他非常高兴,先是让我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帮他回忆西路军古浪之战,然后又跟我详谈了右支队散失的经历,及一件不便让世人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在他和王树声、杜义德同志之间留下了芥蒂,影响了他们之间后来几十年的关系。跟我谈过之后,他还一再叮咛我,不要整理成文,不要与外人说。因此,我整理成文之后,一直未发表。现在,这件事已较为完满地解决了,我也终于可以把它公诸于世。

巧遇孙玉清、熊厚发

1937年3月13日,红九军剩余的300多人和骑兵师剩下的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代军长王树声等率领,沿祁连山深处向东跋涉。

当晚夜色漆黑,只有远处的雪峰,隐隐显出暗灰色的轮廓。山谷里寒风怒吼着,气温比白天又降了许多,凄凉的山野中寂无人声。部队悄悄地行进着,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脚步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走到一个岔道口,只所有人站在路口喊着:左支队走这边,右支队走那边;……就这样,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满含热泪,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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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声和骑兵师部走在一起。由于连续行军打仗,部队过于疲劳,不少战士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发觉部队前后失掉了联系,只剩下王树声代军长和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参谋长李彩云、作战科长李新国及其他几个干部和警卫员、通讯员,共24人。军首长立即命令大家赶快爬山,占领山头,查找失散的部队,了望形势和敌情。爬上山顶,天己经大亮了,前后都不见一个红军战士的踪影,只听到后方的远处响着枪声,是敌人的队伍追上来了。

大家赶快翻过一个山头,沿-着另一条山沟转移,这才摆脱了尾追的敌人,但是,从此与失散的部队再也联络不上了。此后,右支队的24个人,在王树声和杜义德的带领下,在无穷无尽的祁连雪山中,翻山越岭,穿越深谷和密林,像林海雪原中一叶孤舟,在雪峰狭谷间飘游。大约是第三天,敌人又沿着马蹄的印子追上来了,5个同志断后阻击。王树声等19名同志绕了个大圈子,终于摆脱了敌人,担任掩护的同志却再也没有回来。

第五天,这支I9个人的小队,来到一片原始大森林的边沿。大家在一片高大的松树下停下来,刚准备休息,突然从森林深处跑出三四十个人,大家吃了一惊。待他们走近,才认出是妇女团的二三十个女同志及其他部队的几个男同志,都是被敌人打散后藏在森林里的。

他们见到军首长,又亲切又高兴,一个个拉住马尾巴,要跟19个人一道去,上山去打游击。王树声和杜义德根据当地的军事情况,认为集中行动目标太大,加上骑兵和步兵一起行动也不方便,骑兵行动快,但目标大,不好隐蔽,步兵行动慢,但目标小,容易疏散和隐蔽。最后还是让们分散行动。19个人的小分队刚走出五分钟,后面便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可能是妇女团的同志与敌人接上火了。

19人小队继续在祁连山中兜圈子。一天,走到一条岔河沟,又和敌人遭遇,大家立即调转马头,边打边退。等摆脱了敌人,查点人数,仅剩下11人,其余的8名同志在这次遭遇战中牺牲或负伤被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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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11人的小分队,怀着沉痛的心情,又继续向西走,想找到左支队。又走了七八天,来到一个漫坡上,大家停下来休息,发现有烧过的灰烬和写过钢笔字的纸条,纸条上字迹模糊,似乎有李先念的字迹。大家判断,左支队原先在此宿营过,可能又往西走了。于是11个人又立刻往西追赶。走了不远,遇见原九军军长孙玉清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他俩都负了伤,身边各自带着一两名警卫员,共五六个人。他们都骑着马,只有熊厚发骑的是一匹大灰骡子。

孙玉清、熊厚发说,左、右支队分手后,他们一直随左支队往西走,后因各自负伤行动不便,就主动要求留下来,左支队继续往西走,向新疆方向转移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向西追赶左支队去。从此,这支原来只剩下11个人的右支队,又扩充为十六七人了。

大家晓行夜宿,艰难地向西走了几天,都没有避到故人。祁连山中有不少零星的草棚和石洞,大都是牧羊人夏天为躲避风雨搭制的,此时,都成了大家夜里宿营的好地方。一天,这小小的支队走进一条几里长的淘金狭谷,沟底都是细碎的沙石,靠深沟左侧的崖壁根下,泥沙淤积的断层上,有七八个挖好的洞子,深浅不同,大小不一,可能是昔日淘金者避风雨用的,大家决定就在这里休息和宿营。为了保护孙玉清、熊厚发等几位受伤的同志,预防敌人的袭击,王树声、杜义德、李彩云、李新国等靠沟口的沙石洞里休息,孙飞清、熊厚发和他们的几个警卫员,住在最里边的几个洞子里。

靠沟口休息的几个同志,刚卸下马鞍子,突然沟里面传来了枪声。大家赶快备鞍上马,向沟深处赶去,孙玉清,熊厚发和他们的几个警卫员已被敌人打散了。大家立刻向敌人射击,敌人摸不清来势,从山沟的左侧翻山逃跑了,大家追了一阵,打死了敌人的一个士兵和一匹驮着面粉、红枣和军鞋等辎重的骡子,这才知道是敌人的运输队,再看地形,原来,沟深处左右两侧的山上,有一条和沟底相结的山路,大概是敌人运输队路经沟底时,发现了孙玉清、熊厚发他们,把他们冲散了。

从此。右支队又剩下原来11个人了。大家在渺无人烟的森林和深山中,继续向西行进,不知走了多少天,好容易才遇到一个放牧的老乡,问他到新疆的路程,他回答说: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还有八站,一站是多少里谁也说不清。大家意识到,到新疆还有很遥远而且艰难的路程,敌人在左支队后面挡着,这11个人的右支队跟在后面走是很危险的。于是大家决定掉头向东。

向东走了三四天,大家觉得骑马越来越不方便,目标大不说,饲料也没处弄;便想把马丢掉。一个同志说:“马就是不能带了,也不能丢给敌人”。

李新国说:“可以把马绊死”。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便把马的四条腿捆住,一个个推到深沟里摔死了。

又继续向东行进。一天,大家来到一片稠密的树林边上,发现一队敌人的骑兵向山上走来。王树声命令:“立刻上好子弹,躲进树林,盯着敌人准备迎击”。敌人的骑兵爬上山以后,又大摇大摆地从树林边上走了过去,居然没有发现什么。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把枪收起来。

11个人的小支队在山里与敌人周旋着,试图走出祁连山口,从蒙古方向绕道回陕北。但敌人在每一个山口布置了至少一个排或一个班的哨卡,几次试探,都没有成功。

一天夜里,大家在离山口十几里路的地方遇到一户人家。听到狗叫,老乡提着灯出来。他看了看门口来了十来个衣服褴褛带着武器的人,便直率地说:“这里危险,昨天有3个人从这里出去,都被马家军队抓走了”!说罢,便把大家引进家里,给大家做黄米饭吃。饭后,天已快亮,他又把大家领到一座有四五层楼高的石崖边,指着石崖说:“这崖中间有个石洞,谁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好进,你们先里边藏一天,明天夜里再走”。大家想,天快亮了,附近又没有躲藏的地方,老乡也还诚恳,就应承了。于是,老乡用绳子一个个把大家系到崖半腰进了洞。最后老乡也跟了下来,对大家说:“你们在里边不要弄出声音,等天亮后,我赶上羊群把你们的脚印盖掉”。说罢,把洞口掩蔽好,又顺着绳子爬了上去。

因连日行军劳累,大家倒头便睡。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左右,忽然顶上响了3枪。大家惊醒后,立刻拿起手枪,准备应战。可等了好长时间,再也没有动静。傍晚,听崖上有人顺着绳子下来了。大家警惕地拿武器盯着洞口,一会儿,从崖上下来的人到了洞口,一看,原来是救护他们的老乡。他说:“你们听见枪响了没有?那是搜山的马家兵。他们早就走了,咱们上去吃饭吧”!说罢,他自己先爬了上去,又把大家一个个吊了上去,晚饭又是黄米饭。祁连山里,能吃上粮食是很不容易的,老乡用珍贵的黄米给做饭,大家都很感动。王树声同志拿出一枚金戒指送给老乡,做为酬谢。原来,石窝会议时,总供给部的经费都分给大家带着,王树声也分了半米袋金馏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活动经费。

饭后,老乡给大家指了一条安全的路,送大家离去。

大家继续向东,总想找机会走出祁连山口。深山老林中,到处是齐腰深的积雪,走起来非常吃力,忽然,一群野牛从眼前飞跑而过,但谁也没有力量去追射它们,只好让它们通遥自在地跑掉。一直到晚上5点多钟,大家才翻过山顶。山这面,是一片大森林,仍然渺无人烟。森林边沿的空地上,有几行老虎的脚印。大家又累又饿,精疲力尽,顾不上是什么老虎还是豹子,决定当晚就在半山坡的空地上宿营。森林中枯枝干柴是不缺的,大家拣来,先是在准备宿营的雪地上垫了一层, 然后便升起簧火,吊起睡身带着的小行军锅,烧小米饭吃。饭后已经七八点了,晚上的寒风吹过森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好像无数头怒吼的野兽。这一切,大家似乎都没有听见,躺在干柴上,很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只见对山坡上十来个穿皮大衣,带皮帽子的人,带着十来支长枪,一边咋呼着,一边向大家宿营的方向走来。走到几百米的地方便停了下来,向宿营地打了一排枪,一个同志腿部负伤。接着,那十几个人又喊叫走来。

“红军,你们缴枪吧”!

大家高声喊着回答:“我们不是红军,我门没有枪”!

“我们知道,你们是红军,你们有枪,把枪留下放你们走”!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来人不是马家搜山的队伍,而是黄番的地方武装。黄番,就是现今的裕固族。停了一会,王树声掏出自己身上的一支手枪,朝十几个黄番喊着:“给你们留在这里”!

喊罢,大家趁黄番暂时还不敢接近的功夫,从旁边的山坡,滑雪而下。坡下有一条深沟,沟里流着湍急的河水,沟上有一条铁索,但铁索两端的石柱却早被拔起,人走上去非常危险。怎么办呢?后有追兵,前有河水拦路,近处又无桥可过。只好冒险一试。小通讯员杨兴中因走火暴露过目标,王树声让他带罪立功,冒险爬过铁索,把对岸的柱子栽好,杨兴中居然从铁索上慢慢爬了过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过河后,又遇上十来个黄番, 拿着十来支土枪向他们射击。一颗子弹打来,正好打在一个福建籍的通讯员腰间的盒子枪上,人没有负伤,枪却被打吓了。黄番们还是咋呼着要枪。大家掏出枪,一阵连射,把黄番们打跑了。

在马鸿宾部队里当兵

入夜,大家又把两个行动不便的伤员隐蔽好,剩下8个人的右支队开始向山口行动。这十天,大约是端阳节前夕/阳历可能是6月份了吧。敌人在山口的盘查已非常松懈。大家悄悄地穿过山口,又穿过一小片沙漠。越过河西走廊的大路,村庄便多了起来,有的还是大土围子,大家静悄悄、急匆匆地从一个个村庄边绕过,丝毫不敢停留,一夜急行80余里,黎明便到了民勤北边的小沟一带。这里是腾格里大沙漠边沿地区,比较安全。大家刚在一家骆驼店里住下,一个商人赶着30多匹满载货物的骆驼也住到店里来了。骆驼上驮的是盐池县的食盐、三边的红枣和宁夏的大米白面、布匹,还有猪肉等东西。大家向商人买了些吃的,饱餐一顿。饭后与商人闲谈,探知商人从陕甘宁交界的三边来,三边现在住着红军。听到这个确切可靠的消息,大家无比兴奋。王树声把剩下的8个人分成两个小组,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杜义德加上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是一路;李新国和通讯员曹丕堂、秦传山、周德玖是一路。临别,王树声召开了一个党的会议,并讲了话。他说:分散以后的政治表现和党籍问题,回陕北以后,大家互相证明。会后, 大家便连夜分手了。

李新国等4人继续往北走,路过一个较大的村寨时,被民团发现,20几个团丁拿着土枪长矛出来追赶。李新国等4人藏在水里,只把头露出在水面乱草丛中,敌人从他们头上跳过去却没有发现。待无动静时,他们从水中爬出,悄悄向北走去。黎明,来到一个大湖边上,4人又渴又累,坐下来休息。李新国弄来湖里的水,想让大家喝点,可一尝,那湖水又苦又涩,根本不能喝,只得把水倒掉。又继续向前走,当天就到了沙漠边沿。这里有一家回民店,无论是汉兵还是蒙兵,都很少来,大家便放心住下休息。

第二天下午,李新国4人正准备穿越沙漠,只见远处4个人歪歪斜斜地从夕阳中走来。走夜最前面的二个披着皮袄,拄着拐棍,等走近了,他们才认出,原来是王树声领着3个人赶来了。但身上的武器和金银却全没有了。营长谭云保说,他们4人住进那家骆驼商人家,遇见了蒙古盐卡的税兵,把他们的武器和金银全都抢走了。

夜里,李新国等4人在前面先走,穿越腾格里沙漠,一天一夜急行250里,到了中宁和中卫县之间的一个黄河渡口。这个渡口不大,无兵把守。他们刚要渡河的时候,发现远处来了一个戴平顶大沿帽,穿黑色警察服的人。他们怕暴露了自已,便急忙商量一下,悄悄地把枪埋在黄河边的一个小土堆的树旁边,然后大大方方地过河。那穿警察服,戴平顶大沿帽的人居然一点也没有杯疑他们。

过河后,第二天到了豫旺堡,人烟渐渐多了起来,4个人怕在一起走目标大,引起敌人的注意,便分成两伙:李新国和军部通讯员曹丕堂走在前面,秦传山和周德玖远远地跟在后面。李新国和曹丕堂正在路边走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开到前边不远处吱地一声停了下来,从手上下来一个当官的,车下有一队军官恭敬地迎接他。这是什么大军官?

李新国和曹丕堂正看得出神,那车上下来的大军官忽然向他俩招起手来“喂,小鬼,过来!过来”!两人无奈,只得过去。

“你们是那个营的逃兵”?那大官问。

“我们不逃兵,是老百姓,是给蒙古人干活的”。两个人争着回答。

“从走路看,你们就像当兵的”。那大官怀疑地摇了摇头,又使了个眼色,副官立刻过来搜身。

李新国身上的3个金馏子和3块白洋,都被副官搜走了,最后又搜走了他身上藏着的小地图。

“咦! 还是个当官的呢”!那大官如获至宝,立刻把曹丕堂拉过去审问:“尕娃,说实话,你们到底是干啥的”?

曹丕堂觉得再无法掩饰,便说:“我是西路军的,想回陕北去”。

“他呢?他是个啥官”?那大官追问。

“他是连里的文书”。

“咦,还是个师爷呢”!那大官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旧军队里把部队文书叫“师爷”,由于旧军队中有文化的人少,因此较受敬重。

这时秦传山两个人从后面赶来,也被扣住了。4个人一起被分到一个连当兵。不几天,又把李新国调到连部当“师爷”。过后,他们才打听出,原来扣留他们的那个大官是当时国民党35师师长马鸿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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