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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十大元帅有多少出自叶挺独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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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独立团将星如云,仅1955年至1965年间授衔的将领中,就有5位元帅、16名将军出自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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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值得佩服的人很多,令人感动的人也多。20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笔者拜会了位于广东惠州市惠阳区的叶挺将军纪念馆和故居,补习了一堂内容丰富的军事历史课。

叶挺(1896.9-1946.4),广东惠阳客家人,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长,1924年赴苏联入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获“北伐名将”美誉。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时,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重要源泉。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叶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担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所属三个师,一个师的师长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师长周士第以下团以上全部军官离队出走,只剩下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下来……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最后导致失败。但这次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南昌起义荟萃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形成了中国革命军队的高层骨干,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人才基础,给人民军队留下了宝贵的革命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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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特殊时期正反因素出现的“沉淀”和记忆。南昌起义和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三次伟大起义,都与叶挺将军的卓越贡献分不开。

原定1927年12月13日举行的广州起义,因汪精卫得到消息,密令粤系军阀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调动。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并下达了战斗命令。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广州起义。12月12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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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也惊动了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向广州进攻,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12月12日下午,张太雷牺牲。在中外反动势力疯狂进攻面前,起义武装浴血奋战,珠江以北城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叶挺决定撤离广州。

有人说,人生的路是靠自己的远大理想一步步走出来的,也是靠自己的人格和文化选择出来的。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需要救援,也有很多关键时刻遭受伤害。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在那个变革的年代,叶挺被误解了,也被伤害了。

武装起义就是实力的较量,没有坚强的武装,硬拼导致流血,流血就会牺牲,牺牲必将失去力量。这一历史的紧要关头,叶挺选择了“敌进我退”的军事策略,也是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长远谋略。没想到叶挺的谋略,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12月13日,张发奎联合中外反动势力夺回广州,叶挺化装后隐居香港。

离开广州的心情是难受的,这种痛苦只有叶挺本人默默承受,肖邦大师的“革命练习曲”在叶挺耳边经久回荡。创作于1831年的著名练习曲,后来被称为“革命练习曲”,作曲家肖邦听到祖国首都华沙陷落、波兰革命失败的消息后,悲愤与焦急的情绪困扰他的心灵,“练习曲”如同作者心中的怒火,在疾风暴雨般的音流中燃烧。广东的父老乡亲,仿佛听到了将军与大师愤怒的呐喊,听到了将军与大师痛苦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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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大部分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4师,另有部分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尽管失败了,却为举世闻名的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军队保存了重要力量,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这是毛泽东对叶挺将军的评价。在陈列室参观时,张副馆长详细地介绍叶挺将军的伟大功绩,秋收起义是党的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的战将连长卢德铭担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秋收起义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战员,而且开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伟大转折,是党摆脱国际束缚,独立思考问题的开端。他说,作为人民解放军历史最长的英雄部队,叶挺独立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叶挺独立团将星如云,仅1955年至1965年间授衔的将领中,就有5位元帅、16名将军出自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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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既刻意又自然,评价一个人的功与过、是与非,不是靠推断,更不能靠官僚,而是靠理解,靠认同,靠善良,靠智慧。和平年代如此,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更应该如此。可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时期,我们党的高层少数人做得不够完美,过于主观,脱离实际,导致对同志的伤害和人才的流失。1928年初,李立三奉命前往香港,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全会,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由于他没有亲身参加广州起义,对起义的具体情况没有认真调研,因此在会上对起义进行了错误的指责,认为“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等等。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重新处理此事。

周恩来到香港后,及时召开省委扩大会,全面分析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对李立三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解决了广东省委内部的争论,恢复了党的团结,为叶挺等起义领导人排除了困境。然而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随着香港局势的日益恶化,党的机关连续遭到破坏,作为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叶挺的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决定由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叶挺没有想到,在莫斯科所受到的是更为残酷的打击。米夫、王明等既不虚心听取意见,也不认真研究他的汇报,而是对广州起义横加指责。生性倔强的叶挺难以忍受,内心充满痛苦和压力,他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流亡去了。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周恩来对叶挺的所为是理解的,对他的遭遇愤愤不平。叶挺离去后,周恩来始终盼望他的归来。抗战爆发时,日夜思念祖国的叶挺怀着报国的赤忱与党联系,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个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如何改编湘赣粤闽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时,费心思虑的重大问题就是谁来出任新四军领导人。在国共合作的环境里,这个人既要得到国民党的赞同,又能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如同当年组建独立团一样,周恩来想到了叶挺,认定他是最合适的人选。1937年9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永远跟党走,这是革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中国革命军人的政治素质。叶挺将军的身上,始终保持中国革命军人的博大胸怀,他的人格和品德如同燃烧的万家灯火,永远照亮革命战士前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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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习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方向就是人心,一个政党是否受到拥戴,人心向背是基础的基础。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长征期间,国民党反对派没能打垮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对派顽固反共,同样不能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这就是人心的向背,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主张与行动得到了举国上下人心的检验。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彻头彻尾的阴谋,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国民党是不得人心的。为了顾全抗战大局,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向北转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也是国民党的不得人心、第二次实施反共高潮的险恶表演。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在《新华日报》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等声讨。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的正义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在这次事变中不幸被扣押的叶挺不屈不饶,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之后的五年多,叶挺一直在牢狱中艰难度日,受尽残酷折磨。但他信仰共产主义的意志愈加坚定,一张苍白的面孔上,眼神仍然闪着理想的光芒。在囚禁生涯里,叶挺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1946年3月4日叶挺获得自由。可叹的是,4月8日,他乘美军观察组的C-46运输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同机的美军飞行员和顾问,我军高级将领王若飞、博古、邓发不幸遇难,叶挺的妻子李秀文、女儿扬眉和幼子阿九及小保姆也遇难……

将军坎坷一生,就这样与世长辞,像流星划过黑暗的天际。空难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四八”烈士遗体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当地民众得知噩耗,灵柩过处,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4月17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岚县机场举行了隆重公祭。4月18日,由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等人护送,飞机载着烈士遗体抵达延安,当夜中共中央委员轮流守灵。

此次“四八空难”的失事原因,中共一直抱有怀疑,派晋绥边区公安总局顾逸之前往调查。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只能对外宣称是一起意外事故。周恩来后来说,座机失事是因为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2003年,《档案时空》发表了《叶挺将军座机失事真相揭秘》一文,称时任军统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的杜吉堂临终前陈述,当年他和军统组织策划了此次空难……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大决战,红军的火种在中国大地熊熊燃烧。1949年,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劳苦大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XLW

叶正大回国后去探望周恩来夫妇时,才得知了一个惊人内幕。“关于我爸飞机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后来总理告诉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党重要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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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遭到国民党长期的无理拘押。一首《囚歌》,浓缩着他对牢狱生涯的体验和对生命、自由及尊严的悲壮思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叶挺的长子叶正大中将,也已是一位80岁的老人。叶正大是我国飞机设计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回顾家族的历史,叶老流露出无尽的感慨:“你们生在和平时期,长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是多么幸福。虽然现在也会面临很多诱惑和选择,但你们无法体会,如果生与死、富与贫、安居乐业与颠沛流离同时摆在面前时,你该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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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油条的北伐名将

1896年,叶挺出生在广东惠阳,从小家境贫寒,父亲甚至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给种植园主打工。叶挺曾眼睁睁看着两个小妹妹被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他痛下决心要改变命运。

15岁读中学时,辛亥革命爆发,叶挺因带头剪辫子而入狱,幸好没多久就被放了出来。之后,他考入蒋介石曾就读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他开始向往革命。

1922年,叶挺任孙中山警卫团二营营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一位“白衫绿裙的女子”相恋。她就是叶正大的母亲李秀文,一位澳门的大家闺秀。李秀文的父亲曾在清朝作官,为人直爽。他放言,要娶他的女儿必须当上团长;女儿出嫁时,他会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当作女儿的嫁妆。

3年后,29岁的叶挺果然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他如愿以偿地与18岁的李秀文结了婚。叶正大说:“姥爷是个很讲信用的人,他给了母亲一大笔嫁妆。后来父亲出任新四军军长时,母亲变卖了一批首饰,为他买了3600支枪,送给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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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领独立团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获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他的部队也被称为“铁军”。然而1927年11月,叶挺作为总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听信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失去了联系。

叶挺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当时的叶挺卖过水果蔬菜,还在柏林开小吃店卖油条、烧饼。顾客多是附近的华工,谁也不知道这个炸油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

1930年春,周恩来到柏林与叶挺促膝长谈。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父亲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闭塞。所以,他索性回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对于叶正大和他的弟妹们来说,澳门的那段生活经历,是他们全家最宝贵的幸福记忆。“只有在澳门我们全家聚得最齐。母亲当时已经生了7个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亲那时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了。他从香港买来暗房器材,自己在家里冲洗胶卷。那时我们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还照得很有艺术性。”作为模特,叶正大没少在父亲的作品中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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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蒋介石不断派人拉拢叶挺,但均遭拒绝。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父亲的共产主义信仰非常坚定,即便在德国,他也只是赌气,心里仍旧放不下共产党,时刻牵挂着。”

大狱中的诱惑

在叶正大的电脑相册中,有很多色彩艳丽的家庭照片。“我最喜欢这张,这是我父母抱着小妹扬眉的合影,后面是盛开的桃花林。旁边配文‘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然而,细细看来,每一张照片都是叶正大用电脑合成的。他把家人的黑白照安放在不同的山水背景下,配上诗句,逐一欣赏。看着这些搭配并不协调的照片,不免让人心酸。自从离开澳门,随着叶挺南征北战,叶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再未有过团聚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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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后,叶挺毫不犹豫地赶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队奋战在抗日最前线。1941年1月8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伤亡惨重。1月14日,叶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无理扣押。

第一个劝降说客是制造“皖南事变”的刽子手顾祝同。他是叶挺在保定军校的同学,他对叶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颂之以恭敬”,“然而父亲却在宴席上一把掀翻了桌子。接着,他们又派来了‘皖南事变’中叛变的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我爸爸是军人脾气,他还没有说两句话,我爸就扇了他俩耳光,真揍。他要跑,我爸一个果盘扔了过去,水果都摔到了地上。”

1941年7月,蒋介石下令将叶挺从上饶押往桂林,关在七星岩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与世隔绝。1942年,又将叶挺改押回重庆。“这时我爸的老同学兼老部下、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向蒋介石担保可以感化父亲。他让父亲住进小洋楼,派厨师给他做好吃的,每天的伙食标准是四块大洋,甚至还问我父亲要不要女人。”

由于再次遭到拒绝,蒋介石恼羞成怒,取消了对叶挺的一切优待,将他关进重庆白公馆。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做最后一次劝降。“我父亲最后说,你开军事法庭审判我,枪毙我吧!听到这个,蒋介石掀了桌子,说算了算了,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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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的劝说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削弱叶挺的意志,1942年11月21日,在好友郭沫若生日之际,叶挺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囚歌》。每每谈起叶挺创作的《囚歌》,叶正大都情绪激动,难掩热泪:“父亲共写了18页纸,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

叶正大记得,向来文静的母亲得知父亲被捕后,痛哭失声,三天不能起床吃饭。周恩来得知叶挺被关押到重庆,立刻向蒋介石提出让叶挺家人前去探视的要求。迫于政治压力,蒋介石不得不答应。

在叶正大一张从未公开的照片中,记者惊讶地发现叶挺除《囚歌》外,还写了另一篇文章《囚语》,寄托了对相濡以沫的爱妻的思念,让人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北伐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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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刮须一次,吾妻笑问:今日为何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深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现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空难之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0月,国共双方签定《双十协定》,经共产党多次争取,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叶挺。

出狱后的叶挺,第一件事并不是通知家人,而是在10小时之后,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这是他继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后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电文发出后第二天,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批准电文就发给了叶挺。

1946年4月8日,也就是叶挺出狱后第30天,他携家人由重庆去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境内遇难。遇难时,叶挺50岁,李秀文39岁,女儿扬眉11岁,儿子阿九才3岁。

当时的叶正大还在澳门,“爸爸、妈妈、弟弟、妹妹,4个人一下子全没了,给我的刺激太大。作为家中的长子,我要怎样继承父亲的遗志?”叶正大说,这正是他走上航天道路的重要原因。“当时延安最高级的工厂就是火柴厂,更谈不上制造飞机了,往返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飞机都是美国空军飞机。我4个至亲都因此而丧命,所以我义无反顾要学习飞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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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叶正大作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踏上了赴莫斯科的征途。同去的还有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邹家华等20余名烈士的遗孤。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学成归国,之后牵头与黄志千、徐舜寿等人组成了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叶正大曾参加我国第一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设计工作,其后一直负责领导中国的航空事业。

叶正大回国后去探望周恩来夫妇时,才得知了一个惊人内幕。“关于我爸飞机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后来总理告诉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党重要负责同志。还有我父亲,国民党关了他5年,他出狱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入党,这都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

叶正大根据专业知识判断,“如果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了点小雨,飞机已到达延安上空,地面的人都听到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

虽然时过多年,但叶正大每每拿出全家照片,还是会咬牙切齿地恨:“当时在飞机上做手脚的特务三四十岁的话,现在也应该有八九十岁了。但我今天还得再说一句:‘我痛恨你们,国民党特务!’”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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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凭何做出如此肯定之判断?因为他还说:

“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而且,“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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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是敏锐非凡的,他的推理和判断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飞机失事现场,并护送烈士遗体到延安的顾逸之同志,有一份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可证实周恩来分析、判断的正确。

顾逸之分析的要点有三:

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但不是在空中爆炸后坠毁,而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明显而清晰。

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看,飞机飞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是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

其三,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再飞往延安的,西安到延安一直是向北飞行,为什么竟然向东北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后来听公安局谭局长讲,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而当时西安北上延安沿途地区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飞虎臂章的老练飞行员。这些问题在顾逸之心中一直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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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方驾驶的C-47运输机升限高度是6000米,而黑茶山高度只有2000米。正常情况下,老练飞行员若想避免撞山,只要再飞高一些,何难之有?

结论显而易见:国民党特务对飞机上的仪表做了手脚,飞机飞临延安上空时,它们起了作用。

那么,当时周恩来为什么不向国民党方面抗议呢?就是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

“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周恩来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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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几十年来,寻找的重点,依然是证据。

21世纪初年,一位名叫杜吉堂的行将就木的台湾老兵,终于良心发现,在一篇文章中忏悔了当年他作为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在重庆参与了由军统方面组织策划的谋害叶挺将军的阴谋。

1946年4月7日凌晨,军统安插在空军系统、时任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得知叶挺将赴延安的信息,立即上报。随即有人电话通知杜吉堂:中共的叶挺将军准备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请立即执行刺杀任务。杜吉堂接受任务后便召集特工队其他负责人,密谋破坏中共这次飞行。有特工提议,破坏飞机上的仪表可使飞机迷航,让其自然坠落。遂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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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晨8时,由王平虎事先做好安排,让特工杨耀武跟随检修员一道进入飞机检修场地,偷偷走到C-47运输机驾驶舱前,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的背面,然后悄悄离开。

8时45分,飞机起飞,按预定时间在西安机场休息加油,然后飞往延安。离开西安时,天空已经下起了冰雹,机长同延安方面电台曾有联系,告知飞行途中情况后就关闭了电台。哪知片刻间,飞机为避开冰雹区,稍一转身,机身一偏,飞机仪表停止了工作。失去导航系统后,机长只能凭经验飞行了,不料,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公里处,撞上了黑茶山,机毁人亡。

可以告慰“四八”英灵的是,真凶终于显身。而真相大白后,人们会有更深层的思考。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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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四军初期,下辖四大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副司令戴季英。

如果以建国后的军衔和职务来看,第四支队是最弱的,第一支队一个元帅一个上将,第二支队一个大将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三支队一个大将一个副总理,而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1939年就去世了,副司令戴季英也只担任过河南开封市委书记。

不过,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其实第四支队的实力是最强的,高敬亭甚至比陈毅的地位还要高。

那么,为什么高敬亭后来却消失了呢?咱来慢慢聊。

高敬亭1907年生于河南新县,常看历史客栈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年份和地区都很熟悉。

先说1907年,跟高敬亭同年出生的名将有林彪、粟裕这两大最闪耀的双子星,还有萧克、傅秋涛、王平、宋时轮、王建安5位上将,另外还有我党最年轻的总书记博古、国家主席杨尚昆,也都是1907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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