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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如果左权活到1955年

浏览次数:61 时间:2019-10-06

今天的人提起左权,都觉得他太遗憾了,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绝对是元帅人选,而且排前几名。其实,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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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时期,左权的最高职务是红一军团参谋长,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都是后来的元帅。但是请注意,在左权之前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是陈奇涵,1955年只授予上将,而且陈奇涵还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比左权起点还要高,解放战争时期还担任过东北军区参谋长。

另外,跟左权同时期的红二军团参谋长是李达,1955年也是上将。因此,左权在红军时期的地位并没有到元帅的高度。

到了抗战时期,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是他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也是大家认为他必是元帅的依据。但是请注意,当时担任八路军正参谋长的是叶剑英,在十大元帅中排最后一名,你总不能认为副参谋长应该排在正参谋长前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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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1937年8月22日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共有11位军委成员,基本上都是元帅的级别,里面有叶剑英,却没有左权。

其实,在建国前的我军序列中,参谋长的地位并不是特别高,别说军团级别的,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野战军级别,参谋长的军衔最高也只是上将(萧克、李达、刘亚楼),甚至还有两位中将:一野参谋长阎揆要、三野参谋长张震。

所以,人们认为左权应该是元帅,其实只是表达了对先烈的悼念之情,实际上左权无论从资历还是地位,都在叶剑英之下,如果不死,授予大将甚至上将,都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左权在八路军中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著名作家刘白羽在参观延安后感慨地说:“在掌控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个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的工作都由他来处理。他的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都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惜,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却在1942年5月25日壮烈殉国,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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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吴光浩

一、吴光浩(1906——1929),原名吴光皓,别名白怀,化名陈新,湖北黄陂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26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连长、营长。

1927年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之后,历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副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7军军长、工农红军第11军军长兼第31师师长,创建和发展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1929年5月,吴光浩在战斗中中弹牺牲,年仅23岁。

吴光浩是红军创建时期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是红11军和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是红军早期杰出的高级将领之一。

二、许继慎(1901——1931),原名绍周,别名旦如,字谨生,安徽六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4年加入共产党。

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排长、第三期入伍生队六连副连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少校干事、学生队队长、广州国民政府高级训练班第二中队中队长、团代理党代表、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武汉中央军校第十四队队长、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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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左权

1935年10月,在党内“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刘志丹被捕入狱,备受折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获释。

此后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

刘志丹是红军时期杰出的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

四、左权(1905——1942),别名左纪权,字叔仁,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2月加入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红1军团参谋长、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赞扬。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左权是红军和八路军时期杰出的高级将领,是一个既有理论修养同时又有实践经验的著名军事家。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五、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1926年9月加入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军委第1野战纵队1梯队队长、红3军团5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红1军团4师政委、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

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不幸被流弹打中牺牲,时年37岁。他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彭雪枫领导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彭雪枫是红军和新四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军事家。他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智勇双全,战功卓著,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六、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字骥生,别名张贯一,乃超,河南确山人。1927年3月,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同年5月加入共产党,9月参与领导了刘店秋收起义,成立了红军豫南游击队,杨靖宇任总指挥。

他领导开辟了四望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调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在洛阳、开封等地三次被捕入狱,后在东北抚顺也二次被捕入狱,均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29年8月起,历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政委、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其实起初只有300余人,也就是2个连的兵力)师长兼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共3000人,也就是2个团的兵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被敌弹射中胸膛,壮烈殉国,年仅35岁。

杨靖宇是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军事家。

七、罗炳辉(1897——1946),云南彝良人。1915年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

1929年7月加入共产党,同年11月在江西吉安领导靖卫大队士兵起义,参加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第六军第二纵队长、第十二军军长、第二十二军军长、红九军团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5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2师副师长、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6月21日因病逝世。

罗炳辉是一位从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成长为统率千军万马、屡建战功的杰出军事家,是共和国早早陨落的将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个军事家之一。

八、卢冬生(1908——1945),湖南湘潭人。1925年到湘军第4师当兵,1926年6月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1927年7月,随陈赓离开武汉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第20军3师6团1营当陈赓的副官,同年12月,经陈赓介绍加入共产党,留在中央特科工作。

1928年3月,随贺龙参加桑植起义,任中共中央交通员。1931年3月以后,历任红四军手枪大队队长、红二军团警卫营营长、第七师二十团团长、湘鄂西独立师师政委、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旅长。

1939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9月毕业。

1945年12月13日,中央任命他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不幸的是,14日凌晨他在制止苏联红军士兵抢劫时被害。牺牲时年仅37岁。

九、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人。1927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再入苏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回国。

1929年起,历任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长、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延安炮校代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1948年10月1日,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时年43岁。

朱瑞是红军、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是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奠基人。

十、陈光(1905——1954),原名陈世椿,湖南宜章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余部1000来人进至宜章,陈光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12支步枪献出,组建一支农民赤卫队,配合红军参加了湘南暴动。

陈光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历任红军独立三师第二十九团一营连长、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红四军营长、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第十师参谋长、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二师师长、红四师师长、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长、115师代师长、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司令。

1950年7月23日,陈光被蒙冤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司令的职务,旋即被软禁。之前已被开除党籍。1954年6月7日,陈光在被软禁的2层小楼里,含冤去世,终年49岁。

1988年4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此时,距陈光蒙冤去世已是整整34年之后。

陈光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一代名将。

导致左权牺牲的日军华北大扫荡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台湾军方日前发行一份"勇士国魂月历",首次将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列为"殉国将领"。

台军方此举受到了两岸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专家指出,台湾这一举动是尊重史实的做法,对改善两岸关系有积极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历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八路军敌后作战压力堪比正面战场

说起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大扫荡,就不得不提及一名凶悍而狡猾的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最早是一名谍报武官,很早就在中国活动,他曾担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介入中国内战,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国情、民情非常熟悉。

1932年,冈村宁次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在此期间策划指挥了东北"治安"作战,使我东北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大部被剿灭,只剩下极少数人坚持斗争。

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授予大将军衔,出任自七七事变以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6任司令。

冈村宁次首要任务是消灭华北的八路军,这是前任留给他的烂摊子——"我就任时的形势是,对辖区内重庆系军队的作战已大致结束,但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华北方面军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日军如不主动讨伐、扫荡,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

乍看起来,相安无事,但在双方对峙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

"冈村宁次根据在东北获得的经验,很快制定了主动进攻的"治安"作战计划--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向日方。

经过周密策划,1941年8月14日,冈村下令开始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大扫荡——所谓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日军参战部队包括方面军直属的第27、第35、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8、第15旅团;第五军的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主力及第9、第16旅团各一部,第36、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驻蒙军的第26师团一部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再加上伪军,总兵力超过10万人。日军号称此战为"百万大战",以示对八路军一年前发动"百团大战"的报复。

10多万人看起来不多,但要知道到1941年日军已深陷大陆战场,兵力不敷使用。华中日军几乎同时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出动兵力也仅12万人,八路军在敌后实际承受着比正面战场还要大的作战压力。

日军囚笼政策令我根据地受挫

在展开大规模进攻作战的同时,日军更毒辣的是对我抗日根据地采取"逐步蚕食"的封锁政策。

即通过挖沟、筑墙、开河、修路、建碉堡、制造无人区等野蛮手段,企图切断根据地与敌占区、根据地与根据地、根据地山区与平原之间的联系。

日军认为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可以有效阻止我八路军的渗透。

这些方法华北日军在多田骏任司令时就开始实施,但进展不大,冈村宁次上任后才加速进行。

至1942年10月,华北日军重点针对晋察冀边区修筑完成了两条战略性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将北岳区南部与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南北走向,又将冀西山区与冀中平原隔离。

日军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以及日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都挖了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2丈,部分还引河水灌入。

冈村宁次就任一年多后向东京大本营报告称,他们强迫中国老百姓累计新挖、完善封锁沟11860公里,为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4。

冈村宁次的这套囚笼政策,实则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再加上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既有以攻为守的战略,又有以守为攻的战略,可谓攻守兼而有之。

在加强封锁措施的同时,冈村宁次还注意对占领区的奴役统治,他明确: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走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扫荡和军事进攻为主,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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