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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战神粟裕逝世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浏览次数:109 时间:2019-10-06

粟裕大将火化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真相,终于揭开了他一生头痛缠身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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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士兵到共和国大将,从南昌起义到全国解放,著名军事家、战略家粟裕身经百战,战功显赫,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我军高级将领。他戎马一生,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敌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子弹。

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1984年2月5日他逝世后,家人从他火化的头颅骨灰中,竟发现了三块弹片。2003年,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粟裕大将夫人楚青公开了这三块珍藏近20年的弹片。

今年3月8日,我们来到坐落在北京雨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拜访了楚青老人。早已在客厅等候我们的她看上去身体很硬朗。老人略微梳理了思绪,就给我们讲起了粟裕大将头颅中三块弹片的来历。1930年2月下旬,作为支队政委的粟裕与支队长肖劲光率部随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十五旅的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突然敌人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在粟裕身旁爆炸。粟裕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战士们看到支队政委头部负伤,满脸是血,急忙跑过去帮他包扎伤口,并要抬下战场。粟裕苏醒后坚决不肯,刚说完“别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又昏了过去。当时,粟裕年仅23岁。送到后方医院后,医生给他清洗了伤口,治疗三个多月后才伤愈归队。水南战役,红四军消灭敌一个旅的兵力,缴获了大批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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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战事一紧张,或者工作一劳累,粟裕就常犯头痛头晕病。原本以为他是被炮弹片炸伤而已,不料,弹片一直留在他的头颅内。54年后,1984年2月15日,粟裕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负责火化炉的老师傅得知火化的是仰慕已久的粟裕大将的遗体时,内心充满了对他的崇敬之情。在筛选骨灰中,老师傅和粟裕大将的长子粟戎生特别仔细。在火化炉床上捡扫骨灰时,他们忽然从头颅骨灰中发现一块直径约有黄豆大小和两块绿豆粒大小乌黑色薄片小东西,拿起一看,是三块残碎的弹片。当时,粟戎生特别吃惊,难道父亲生前的头痛病,就是这三块弹片引起的?他立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悲痛之中的母亲楚青。楚青手捧着三块弹片,似乎找到了丈夫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

在采访中,楚青老人深情地说:“如果这三块弹片是粟裕在水南战役中负伤留下的,算起来在他头颅里整整54年了,但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他在生前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作战经历。”

“头部弹片所导致的头痛头晕,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粟裕,给他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平常疼得受不了,他就用凉水冲头,或者在头上戴健脑器,缓解疼痛。我们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既着急,又没办法。”回想这些往事,老人脸上挂满了内疚和悲伤,总是不断地自责没能更好地照顾粟裕。“战争年代,一打起仗来,他在前方常常几天几夜不睡,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后来,他习惯晚上工作,我白天上班,我们经常几天都见不上面!”我们谈话的气氛似乎有些沉重,把老人带进了对往事的追思、感伤和对亲人的深切怀念之中。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记得他在谈起淮海战役时,说当时他日夜守候在指挥所,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我想如果是弹片镶在脑子里,那疼痛一定是非常人能忍受的,他超常的坚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特别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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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曾点将,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挥重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毛主席又派陈毅再次向粟裕传达,明确要求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每天头痛头晕难忍,但仍在坚持工作。当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义不容辞。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要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三野九兵团参战。

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头疼眼晕得非常厉害,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线上。他不得不向毛主席报告病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专门到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主席,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主席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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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修养,直至病愈。修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经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可是,他在那里治疗数月后,仍没有完全解除头疼的痛苦。

楚青老人及全家把这三块弹片视为传家宝。2003年3月,她得知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亲自把其中一枚赠送军科院史馆陈列,把另两枚交给大儿子粟戎生保管。她说:“把弹片交给军科,是我们家人的想法,也是它最好的归宿。”临别时,尽管天气很冷,老人执意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她说:“这是粟裕立下的规矩。他在世时,客人离开他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口。这些年我们一直也这么做。”汽车缓缓启动了,她老人家还站在寒风里频频招手不肯离去,我们心中立刻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敬仰之情。

粟裕(1907-1984),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于湖南会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关于他的经历实在是很丰富,可以谱写成一本书,他战功赫赫,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被评上十大元帅。

就是这么一个作战勇猛,指挥有方的将领,为什么在开国的时候没有被选为元帅呢?其实这个元帅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成为的,他需要各种条件的促成,并不仅仅只是看你的军事造诣,指挥能力,其中还涉及到派系之间的一些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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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当时还有一些要求,红军时期军团长以上职务、抗战前期师长、师政委以上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兵团司令以上职务,三者缺一不可。粟裕的资历比较浅,红军组建时,职务是班长,到了红军末期了提升至军团参谋长,距离要求差两级,这个也是造成遗憾的原因之一吧。

虽然没有被评上元帅,国家对于他的战绩还是很认可的。粟裕授衔是大将,排名第一,这就是对他在解放战争中巨大贡献的表彰,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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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据当时知情人的回忆说,毛泽东当时是有意要授予他大元帅的军衔的,在一段历史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具体是这样的,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吧,之所以粟裕没有评上十大元帅,是因为粟裕的高风亮节,自己三次请辞,拒绝了这一封号,并不是没有资格,不管怎样,粟裕在我们中国人民心中都是伟大的英雄,他对新中国的付出我们将永远铭记。

粟裕因为太耿直得罪了两个半元帅,到了晚年,徐向前为何不愿给粟裕平反?本文为你揭开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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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不给粟裕平反内幕,图片是粟裕

粟裕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一是彭德怀、二是聂荣臻、半个是徐向前。徐为何不愿给粟裕平反,据说是聂做了徐的工作。

1958年,粟裕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等人极不公正的批判,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

粟裕于5月26日、28日、6月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主持的元帅会议上,接受批判。5月27日至7月22日,粟裕先后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了八次,被迫承揽了几乎全部罪名。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军委成员的努力下,批斗粟裕最终没有成为敌我矛盾。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粟裕于本年8月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党委第一副书记,蒙冤数十年,这之后长期负责军事科学院的常务工作。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8月1日,粟裕前往开会,8月4日,粟裕在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会议期间,有人建议粟裕,把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事乘机提一提。粟裕表示“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且说“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地将脸转向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听了非常高兴,以为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向全党发出明确的指示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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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一是彭德怀、二是聂荣臻、半个是徐向前。为什么说“两个半”,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后,叶剑英和杨尚昆曾对粟裕和家属说到这个问题,说他只不过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徐向前为何不愿给粟裕平反是个谜,据说是聂做了徐的工作。

不过,粟裕在文化革命结束后,给中共中央打了个报告,希望平反。叶把这个报告批给了其他中央领导人(不包括聂荣臻和徐向前)。同时,叶也通过杨尚昆给粟裕打招呼,叫他亲自到这两个元帅家去上门把问题说清楚。

粟裕是个老实人,他就去了。这也是在粟裕打过报告后,亲自访问的两个元帅,粟裕向两个元帅征求意见,请他们同意,这个举动真是难得。两个元帅都当面答应粟裕,同意平反,粟裕非常高兴,因为这两个元帅是他平反路上的最大障碍。

胡耀邦曾经对粟的家人暗示过有两个元帅不让粟平反,很明显徐向前是一个,因为叶剑英一直是为粟大将平反奔走的人,那么只剩下其他两个元帅了。结果是,两个元帅都阻挠平反粟裕,邓小平就顺水推舟了,搞的叶剑英也很为难。因为这一个半元帅是排在叶前面的,叶剑英虽然当时大权在握,但对这两个元帅一点办法都没有。

中共中央对粟裕的平反决定也是在这两个元帅死了后才作出的。

开国大将粟裕挨整内幕:陈士渠称因为得罪此人

开国大将粟裕在1958年受到批判被整,内幕被上将陈士渠揭开,竟是如此......

粟裕1958年还是受了批判,还是有两位老帅对他有看法。同时也有几位老帅受到株连,比如刘伯承、叶剑英。谁工作中都会有缺点,一上纲上线就没有边了。那次批判幸亏总理、陈毅力保,否则粟裕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

见到朱老总的老伴儿,双方只是简单亲切的几句问候父亲当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从一个军种的领导进入全军的领导班子。父亲那几年常常外出,视察地方部队的情况,有的时候也趁机拜会一下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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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榘

那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干部没有解放,而父亲不倒反升,父亲去看望他们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安慰。有一次到上海,这里是四人帮的老窝,有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但几乎全部倒台。

陪同父亲的上海市革委会成员除去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其他人都与父亲见了面。父亲提出希望见见老战友曹荻秋、魏文伯,几个上海市新贵领导一怔。还是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口直心快,说:“看他们干什么,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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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通过了解,父亲得知曹荻秋、魏文伯还挂着,并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还是与他们见了面,见面后彼此感慨良多,但是也没有敢把心里话掏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怕言多语失,带来灾祸。还有托父亲给孩子走后门参军的也很多,那个时候参军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事。

父亲虽然介绍几个人参军不是难事,可他也怕落下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嫌疑,所以推掉的要远远多于帮助办的,这也得罪了一些人,来托父亲办事的都不是“白丁”,有的职务比父亲还高。有次父亲接到何香凝老人的来信,信中述说她的孙女也就是廖承志的女儿在内蒙插队,处境很不好,受了不少罪,希望父亲帮忙让孙女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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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榘与家人

父亲非常尊重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他给有关部队写信,要求“抓紧办”。办成后何香凝老人还来信感谢。1995年父亲病情加重,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港台办主任的廖晖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父亲,也许廖晖还记得父亲替廖家办过一件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子女也轮番被父亲带去过。有次我蹭了一碗面条,随口说了一句:“太淡,没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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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妻子康克清

父亲对我的不屑有些意见,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有一天父亲走在大厅休息,突然一个老太太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康大姐,您来了,朱老总好吗?”康克清也很高兴,毕竟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但康克清情绪明显有些压抑,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说:“朱老总也很想念大家!”

说这话的时候康克清有些伤感。是啊,红军时候朱老总正值中年,从几乎随时会被敌人剿灭的井冈山打出了天下,当年都称“朱毛”。可是现而今年近90的老人还没有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贵吃香。

父亲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发自内心地说:“朱老总年纪大了,一定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他活着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当时有些纳闷:人称“红军之父”的老伴儿,怎么会这样谨小慎微。从中也可看到当年政治空气之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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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

两年以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朱德逝世的消息,父亲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中,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朱老总面相特别忠厚。朱老总人缘特别好,在延安的时候他50多岁,和战士一起打篮球。分拨的时候,两边战士怕输球都不要他,把他晒在一边,他也不生气,多随和呀。”

父亲在晚年也和我谈起朱老总,他承认老人对不少运动是消极的:“批判彭德怀、搞文化大革命、重用江青,朱老总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朱老总的党性又不可能让他公开反对,正好老人家的年纪大了,选择沉默也就成了没有其他办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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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榘与粟裕

1974年的夏天,我和三哥陪同父亲到北京饭店。父亲要理发,正好碰见粟裕大将。他和父亲握手问候,只是把话题停留在各自身体上。我明显感到他们都有顾虑,我看到粟裕不时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紧张。父亲赶紧说:“他们是我儿子。”粟裕这才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但没多久就匆匆离开了。

1984年粟裕逝世,我和父亲又聊起这位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将的杰出将领。粟裕也像我问过的多位“疑问人物”一样,我始终对战功赫赫的他几乎一直被“冷藏”大惑不解。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对中国的军事家很感兴趣,当然平民百姓的子弟,像我这样热衷于讨论中国军事家的也不少,很多年轻人谈起中国的名将都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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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父亲那天和我透露过一件事情,就是五十年代在一次小范围的军事家会议上,主席曾经流露出对粟裕的不满,而且还使用了激烈的语言。我追问父亲,主席为什么这样?

父亲说:主席为什么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解放战争跨越长江的时候,主席让粟裕尽快渡江。但是粟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需要等待时机,晚了几天。父亲说,粟裕这样做成功地渡过去了,当然按主席的打法我想也会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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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父亲说:“当年我们一些高级军官都知道主席和粟裕的一段对话。毛主席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呀!’可见主席当时是多么欣赏粟裕。”

我问父亲:“那粟裕解放后怎么会是那种情况?”父亲说:“现在说话比十年前宽松多了,我前不久听说,解放后陈赓曾对粟裕说过:‘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粟裕打仗好,战场上的事必须尽快敢于做决断,容不得层层请示。可是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一级级地按规矩办事,按战争年代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做法让一批干部吃了大亏。我刚刚进城也有不适应的感觉。

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办事情有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唯权,由此在工作中得罪了两个老帅,有的时候让他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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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与夫人

后来粟裕也知道不能太较真,到了1955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主席决定让他当第一大将。但是粟裕1958年还是受了批判,还是有两位老帅对他有看法。同时也有几位老帅受到株连,比如刘伯承、叶剑英。

谁工作中都会有缺点,一上纲上线就没有边了。那次批判幸亏总理、陈毅力保,否则粟裕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粟裕的总参谋长被免了。由于主席那个时候听了倒粟的汇报,也对粟裕做出了不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整人也不是毛主席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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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父亲故去后,我仍然关注粟裕之谜。我听北京一些差不多大的高干子弟讲,彭总1959年在庐山为民请命挨整,有人做粟裕工作,让他揭发彭总,因为粟裕被批是彭总主持的。但是粟裕拒绝了,他不愿意干落井下石的事情。

一直到文革,粟裕一直处于似倒非倒的状态,他的谨慎、低调让他没有成为“敌人”。而他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问题,直到他去世后8年才彻底解决。粟裕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想想粟裕,感到父亲受到一点冤枉也可以理解了。在这个特殊的“气场”中,个人的命运常常是难以违抗的。

粟裕两次为儿子动用特权:背后原因让人唏嘘

开国大将粟裕在建国两次为儿子动用特权:第一次是在1966年,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在儿子的就业去向上,粟裕利用了自己的“特权”;第二次是1969年秋,粟戎生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到内地,训练和生活条件大大好转,粟裕再次动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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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大将戎装照

蛇山南麓,大东门立交桥下车流如织。仅少数老武昌人知道,此处曾坐落着老武昌9大城门之一的宾阳门。

1927年5月末的一天,10米高的宾阳门城楼下,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教导大队正在招募学员。一个年仅20岁的湖南籍小伙出现,在报名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粟裕。

来到宾阳门之前,粟裕是怀揣革命理想、遭受反动军警迫害的进步学生,离开宾阳门之后,他成长为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一生中6次负伤,在黄桥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中均立下赫赫战功,最终成为共和国开国大将。

钻下水道逃亡武昌

1925年春天,18岁的粟裕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内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5月,“四·一二”政变后不久,粟裕参加了常德各界声讨蒋介石的活动,被当局通缉。反动军警派出两个营将“二师”团团围住,粟裕和一些同学悄悄从校内下水道撤离到了常德城外,挤上了开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昌的火车。

他们一到武昌就接上了组织关系,知道党在叶挺领导的24师设立了一个教导大队。5月末,粟裕来到设在宾阳门的招募处,办好入学手续,进入教导大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民国史专家袁继成介绍,教导大队当时驻扎在武昌左旗(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一带),专门收容两湖地区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学员有1000多名。

在教导队接受军事训练

教导大队的很多学员,革命热情虽高,但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为了尽快把他们打造成掌握武装的革命军人,与一般军队“三操”不同,教导大队实行“四操”: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

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迎接学员们的便是例行的10公里长跑,到达终点时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队尾。军事训练中,一个动作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格了才做下一个,有时一个排以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排、全连整齐划一为止。

初夏的武昌烈日炎炎,为培养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教官时常特意命令学员们脱下帽子,承受曝晒;长官训话,大家肃静立正,连虫子叮咬都不准动;食堂的饭菜里经常故意掺杂谷粒、沙子,时间规定5分钟,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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