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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是民国最无耻军阀

浏览次数:186 时间:2019-10-06

民国时期有这么一个军阀,曾三度投冯玉祥又3次背叛,投蒋反蒋,投张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可谓无耻之极。他就是石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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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石友三投入冯玉祥部下充当马夫。由于他善于察言观色,地位不断擢升。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

1926年春,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进攻晋军,由于伤亡较大,他竟与晋军前敌总指挥达成休战协议,随后投降阎锡山。石友三后来痛哭悔罪,又回到冯玉祥身边。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石友三立马声明与“逆贼”冯玉祥不共戴天,投靠了蒋介石,并领命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又在唐生智的游说下举起反蒋大旗。唐生智等部被蒋介石击败后,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春,冯玉祥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麾下,参加了中原大战。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冯军呈现败势。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第三次背叛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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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汪精卫等人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石友三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又发出讨张通电。就这样,石友三成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共同的敌人,遭到二人南北夹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转而与中共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控制山东。1939年,蒋介石拉拢石友三,称清除共产党,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由联共又变为彻底反共,配合日伪军多次进犯八路军根据地。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十分不满。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两人矛盾激化。1940年12月,高树勋将石友三诱捕,活埋于黄河岸边。

今天我们讲讲中国的一位传奇老人,毛主席曾风趣地称他为“大叛徒头子”,他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担任中国第三任主席,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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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其实李先念也被评为了大将,但当时他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按照毛泽东“在地方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的建议才未被授予大将军衔。所以人民群众,都称他为“无衔大将”。

从参加黄麻起义到全国解放,在20多年的战争生涯中,李先念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临危受命,屡建奇功。

他留给外界的印象更多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叁十军政委。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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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兵力悬殊、粮绝弹尽,又无后勤、无弹药补助,无任何救援,全军21800人,最后仅余400多人。

但李先念可不是会随便放弃的人,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这是2.5万余人的西路军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支部队,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主席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他是“不下马的将军”。

李先念出身贫寒,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从士兵到将军的锐变,往往都是临危受命。

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广大干部都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被打倒。

只有李先念,虽然受过冲击,但从未离开领导岗位。

很简单,因为毛主席对他极为器重,多次出面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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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67年,李先念被诬为“大叛徒头子”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请李先念去看戏,特意把李先念叫到身边,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

看完戏后,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讲:“李先念的历史,我是完全清楚的,他哪段时间在哪里干什么工作我都知道,为什么要打倒李先念,还说他是叛徒?”

站在旁边的江青都不敢作声,就几句话,从此没人再敢碰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别看就这么一句话,里面的三个名字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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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他成为华国锋与叶剑英元帅之间交流的传声筒。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党政军三方领导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1992年6月,83岁的老人病逝于全国政协主席任上。很多人不知道,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连毛主席都称他为“大管家”。

但管了一辈子钱的他却对自己的孩子有着明确的交代——不允许经商赚钱。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清贫一生除了家中一大堆破家具和一片隐藏在他身体内达60多年的弹片以外,最终什么都没留下,或许时至今日,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那些一肩明月,两袖清风的干部。还有那个廉洁奉公、自食其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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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元老李先念的为官之道: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李先念传记小组的高敬增教授打趣说。李先念是在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对他多了些亲昵。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时李先念只有26岁,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更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和朱德留下深刻印象。

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全国解放不久,“云南王”龙云从北京回云南,路过武汉,想见李先念,他说:“毛主席对我说,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他谈话,让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六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

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朱玉说,当年从新疆回来后,李先念从来没有怨言或表示过不满,相反,经常发牢骚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五军政委黄超,在后来却被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以“托派分子”罪名逮捕杀害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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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娱乐娱城官网4355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作了检查。某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他把我叫进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担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而且提出一些问题问我,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他都听进去了。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而且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的资格。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保护李先念的信息。

因为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有一段时间,李先念又被写大字报,称他为“大叛徒头子”。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开演前,毛泽东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自己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他,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高敬增教授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李先念为人比较老实,没什么野心,所以最高领导也对他比较放心。”程振声说。周恩来去世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曾讨论过总理的人选,在谈到李先念时,毛泽东的回应是:“是好人,但‘软’了点。”也许正是这不温不火的“软”保护了李先念。从另一方面,在政界工作的李先念与军界的徐向前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主席很重视”,这大概也是李先念“不倒”的原因之一。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朱玉回忆,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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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当前,我们处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地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

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多次面临着如毛泽东所说的介于全局和局部之间的两难选择。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派出代表团参加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这一局部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样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以牺牲我方利益为前提的,以至于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也由衷地感叹:“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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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

抗战时期,广大共产党人不仅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大局至上,在其他各个方面也是大局至上,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三三制”建设,让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行列。当时“三三制”政权是选举出来的,有时候选出来的共产党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就主动让贤,退出选举,让党外人士替补。1941年11月,延安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是18名政府委员里共产党人占了7名,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徐特立显然是从团结最大多数人抗战的大局出发,将个人名位抛到了一边。

和徐特立一样为了抗战大局而抛弃名位的还有李井泉。七大时,按照资历和功绩,李井泉理应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选举。当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因老干部多,照顾不到。”李井泉谦虚道:“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

正是有这么一大批不计私利、服从大局、维护中央权威和团结统一的共产党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才促进了共产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如果说抗战爆发后中共调整政策,并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大局而放弃政党的局部利益,那么抗战结束后中共占领东北则是共产党顺势而为、充分发挥“东北”这一关键局部以换取解放战争的全局性胜利,背后同样彰显的是共产党高瞻远瞩的大局观。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进入东北,迅速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这为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创造了条件。正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东北这一局部对国共两党战胜对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的战略基地,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如果国民党控制东北,与华中、华东相配合,就可以南北夹击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此乃“千载一时之机”,占领东北应该成为当时全党的大局,是抗战后重大战略行动。为此,中共中央相继派出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6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率领延安和各解放区的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晋察冀、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迅速挺进东北,华中的新四军移驻山东,江南的部队北撤江北,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局观和团结统一的力量。据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我们支援东北,主要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晋察冀是老根据地,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不愁没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南发展。而东北地区则正在初创,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又是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地区。如果我们党占有了东北,进行解放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基地,这对全局是非常有利的。”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山东干部:“我们山东不惜一切代价,中央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占领东北的战略决策是基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大局的考虑,广大干部战士离开业已发展良好的根据地,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体现的正是共产党人担当、服从的大局意识。事实也证明,占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制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首先是从东北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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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第一书记带头让亲属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又有了一次比占领东北更大的“大迁徙”。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经济困难集中在粮食短缺上,而农业生活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精简因“大跃进”而膨胀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一方面减少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以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和加快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为此,中共中央在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又决定对“大跃进”期间上马的一批工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且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当时,能否将大量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简回乡或下乡,成为国民经济能否成功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复苏的关键。正如陈云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对调整经济、克服困难非常重要而且迫切,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是其中关键的节点。但精简职工并非易事,周恩来当时就说,这件事“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跃出农门的人现在又要返乡,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农村,对个人家庭、个人命运来说都是一种“逆转”。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带头。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在各级行政机关方面,除了精简编制和减少大批人员外,应当由上级领导机关挑选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机关领导干部在行动,基层党员干部也在行动。陕西榆林米脂县委第一书记常锦城为了完成本县精简职工的任务,带头让本不属于精简范围的妻子提前离职。在精简职工过程中,从中央到基层,层层领导干部及党团员带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计私利,支援农业,回到农业第一线。正是干部、党员的模范带动,使得共产党顺利完成了精简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1800多万名职工,减少城镇人口2600多万人,这些人以克服国家经济困难大局为重,牺牲个人的利益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好转。XLW

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他们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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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战斗中,英勇作战,顽强杀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牺性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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