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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洪文被捕法庭陈述

浏览次数:71 时间:2019-10-06

四人帮被抓捕后,王洪文曾在法庭陈述,有一个人把控军队很多年,他的死党控制很多军事部门。他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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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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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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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做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

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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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XLW

“万恶”的“四人帮”之首王洪文被捕时,看看从家中搜出的“财物”,看完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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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某官方媒体披露:王洪文在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月薪六十八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月薪仍旧是六十八元。

一九七六年十月王洪文被捕后,搜查者从他在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还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每月十五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媒体上揭露王洪文的腐败案例,就是王洪文用半价购买人民大会堂宴会喝剩的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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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后,把各个桌上喝剩的茅台酒集中倒在一个瓶子里,在内部以半价出售。当时茅台酒价格是4.6元,半价2.3元,王洪文就凭借党中央副主席的特权,以2.3元的价格,购买喝剩的茅台酒,以此来证明王洪文生活十分腐化,判处死缓罪有应得。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工资,仍在大寨挣工分。

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一个月出满勤是四十五元。陈永贵除挣大寨的工分外,中央每天给陈永贵一元二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三十六元。

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当了副总理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六十七元二角的工资。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一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

这则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王洪文并没有因为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增加工资、提高待遇。陈永贵并没有因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改变他的农民身份。吴桂贤担任副总理之后,喝杯茶水还都是要掏钱的。官居副主席、副总理却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个样,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XLW

L一般革命先烈、国家干部,死后都会进八宝山公墓,但是像四人帮这样的,肯定是不可能进八宝山公墓,那么他们会安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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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81年经过审判之后,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到了1996年10月的时候,他就刑满释放了。

他和妻子金英很恩爱,他在出狱后就为妻子修建了坟墓,之后他主要在家中写回忆录,直到2005年12月23日,因为糖尿病去世,享年74岁。

姚文元死后和妻子合葬在一起,墓地在上海青浦区福寿园,为了不给子女带来麻烦,他虽然是和妻子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姚文元的名字,从外表看只是一个人的墓碑。

也有人说姚文元是留下了一块“无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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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也是在1981年进行宣判的,他被判了18年,在1998年1月的时候,被保外就医,在狱中的时候,1973年时张春桥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但是没有对外界公布,张春桥在出狱后,仍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直到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去世,据说他去世后被安葬的老家山东巨野县。

江青是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她是在1991年5月14日去世的,她去世后是唯一的女儿李讷,到狱中为她签署的死亡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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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青的秘书所说,江青生前嘱咐死后要葬回老家山东诸城,但是女儿李讷不同意,因为李讷不能去山东诸城为母亲守墓,又担心墓被人破坏。

后来经过上级批准,允许江青葬在北京,最后李讷选择把江青葬在北京福田公墓,这里背靠燕山山脉,引来的有永定河河水,算是一块风水宝地。

江青的墓碑是李讷和丈夫还有外孙合立的,墓碑的名称是江青的本名“李云鹤”,立碑人只有“女儿、女婿、外孙”几个字,没有具体的名字,据说是为了不引人注意!

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他比江青晚去世一年,是在1992年8月5日,因肝病去世在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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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被捕之前,还一直想要和妻子崔根娣离婚,但是入狱之后就没有离婚,而崔根娣也一直帮忙,照顾王洪文的老家父母。

王洪文去世后,他的骨灰一直被妻子崔根娣保留在家中,为的是能够日夜的陪着他。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有个女儿,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美国人曾邀请他的女儿去美国定居,但是被拒绝了,他的女儿只说了四个字,我爱祖国。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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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被捕之后,关押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十三个省抽调了近三百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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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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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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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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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XLW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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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殿奎是秦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他所说的江青及林彪的“四大金刚”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与社会上流传的多有不同。

因为多年从事特殊工作养成的谨慎,何殿奎从不轻易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外媒采访。记者本人无数次向他转达其他媒体的采访请求和出版社的出书邀请,都被他谢绝。但只要看到媒体上关于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实“纪实”,他就会很气愤,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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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内容全是假的!”年近80岁的何殿奎依然瘦削硬朗、腰背挺直,记忆力也特别好。近日,他把记者叫到家中,指着某文摘报上《江青晚年骚动的监狱生涯》的文章(摘自美国作者特里尔所写的《江青全传》)说。

文章被画上了多道着重线,用数字标注出9处虚假,包括:审判结束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1988年12月她提出的全家聚会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要求遭拒后吞下50多粒安眠药、1989年11月中办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2层小楼、她最后在公安医院病房的浴室里用手帕上吊自杀等。

“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何殿奎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

生活上的优待没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

他告诉记者,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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