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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杀有功之臣万般无奈

浏览次数:184 时间:2019-10-06

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解释了为什么要“挥泪斩马谡”的道理。他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啊!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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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时代的著名典故。西蜀大将马谡失街亭后,为严明军纪,诸葛亮忍痛割爱,挥泪斩马谡,并自请处分降职三等,西蜀众将士为之肃然起敬。这一故事流传了上千年,至今仍让人感叹不止。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000多年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1937年的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不得已重演了一幕“挥泪斩马谡”,亲自批准公审枪毙了一名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开始追随他并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黄克功案件”。

26岁当旅长的黄克功枪杀和他终止恋人关系的刘茜

黄克功少年时代就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战役。特别是长征中,黄克功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等著名的战役中立过大功。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黄克功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旅长了,当时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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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茜当时才十五六岁,身材苗条,相貌清秀。她是山西省太原市友仁中学学生,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向往革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刘茜来到延安,被分到抗日军政大学四队学习,队长就是黄克功。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是不久,黄克功和刘茜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缝。当时有人分析说,可能是黄克功追刘茜追得太猛、抓得太紧了,也有人猜测与黄克功的某些不良生活习惯,譬如不刷牙漱口有关。至于黄克功平时爱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老子当年如何如何”之类的,也引起了刘茜的强烈反感。总之,由于黄克功的骄横、自负和霸道,使得此时已调到陕北公学的刘茜终于忍受不了,给他捎去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要终止恋人关系。

接到刘茜的绝情信后,脾气暴燥的黄克功认为刘茜此前一直是在玩弄他的感情,恼羞成怒,起了杀心。1937年10月5日的黄昏,他将心爱的勃朗宁手枪装进口袋,然后去陕北公学约刘茜到延河一处僻静的沙滩上谈话。两人面对面站立了一阵以后,黄克功便开始对刘茜进行责备。他要刘茜回心转意,甚至还出口伤人。结果,刘茜冷冷地望着他,不但没有一丝悔意,反而用严厉的口吻声称他们之间不存在婚约,双方都有权利去寻找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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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丧失理智的黄克功拔出了手枪,拉住刘茜的一只胳膊说:“你答应不答应和我好?”

刘茜被黄克功激怒了,一个巴掌打在黄克功的脸上。黄克功心一横,枪口对准刘茜,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寒冷的秋风中显得很沉闷,没人注意到。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在延河畔的沙滩上发现了刘茜的尸体。肋下一枪,头部一枪,面部模糊,惨不忍睹。

黄克功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

那一天深夜,从延河沙滩上归来的黄克功显得非常镇定和从容,他洗去了身上的斑斑血迹,并在住所把手枪认认真真地擦拭了一番,然后到校部向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自首投案。

听了黄克功讲述自己的犯罪经过,罗瑞卿的心里异常痛苦——黄克功可是在激烈的革命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井冈”!他沉重地拿起了话筒,给毛泽东打电话……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将黄克功收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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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在当时的延安绝无仅有的。—时间,人们都在议论纷纷。

“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残忍自私,杀人必须偿命。”一些人慷慨激昂地说。

也有不少人出面为黄克功讲情,特别是一些“老井冈”通过不同渠道向毛泽东说情,“黄克功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八路军的重要干部,民族解放战争需要这样的勇敢战士去冲锋陷阵,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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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黄克功案件交给了人民来公审。来自延安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万余人,静静地坐在公审大会的会场。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事庭的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事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各就各位。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个单位的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看法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黄克功也被带上会场。

当法官让黄克功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是坦白了自己犯罪的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刘茜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最后,黄克功请求让他讲述最后一个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休庭片刻以后重新开庭,当审判长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时,黄克功拉了拉衬衣角,平静地朝会场看了一眼,然后昂头向上,举起一只胳膊高声呼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他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清凉山刑场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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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笔信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宣读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一匹快马匆匆来到会场外停下,马上的人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雷经天起来接过他送上来的一件东西。主席台上传出声音:“信,是毛主席的信。”那声音很小,但很快传遍了整个会场。

黄克功在会场边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停住了脚步。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一封信。原来,他在审判前专门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毛泽东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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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大会主持人让黄克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因为毛泽东在信中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信的内容——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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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随着雷经天宣读声音的结束,会场上大家的目光再一次转向黄克功身上,他好像做梦一般苏醒了过来,高高地扬起头,然后再一次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连呼了3遍,跟着行刑队平静地走出了会场。

后来,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解释了为什么要“挥泪斩马谡”的道理。他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啊!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办法去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就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XLW

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最后被执行枪决,而许世友,拖枪逃跑,却毫发无伤,还成了开国上将,两人同是死罪,却一死一生,这其中有何说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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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意外地发现一份判决书,是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所作。判决并不长,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实”部分如下: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卅余人,约定在四月四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乘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阴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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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是赫赫有名的将军,曾立下无数战功。当年他为何要率部“逃跑”?此事还需从批判张国焘说起。

批判张国焘及案件由来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最初的欢欣过后,双方却发生了一些隔阂与摩擦。其时,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四方面军兵力则有六七倍之多。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张口要权;两军官兵也龃龉不断,一方面军指责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习气”,四方面军指责一方面军“丧失斗志”、“纪律废弛”。

不久,“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分歧,引爆了双方的矛盾。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可能因察觉张国焘的野心,深夜率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随即另立“临时中央”,公开否定中共中央的合法性。后经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中斡旋,张国焘才勉强北上,重新与中央会合,但双方难免心存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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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全面批判,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历数其“领导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忽视党的领导”、“军阀主义”等罪状。

考虑到四方面军官兵的感受,《决定》特意指出,“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但在实际的批判活动中,锋芒还是无可避免地指向了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尤其是许世友等高级干部(他们当时都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据说,在批判张国焘时,有人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詹杨:《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据洪学智回忆,抗大在批判时提出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四方面军的人想不通,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29页)许世友本人在50年代的一份学习总结中叙述了当时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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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郝景泉编著:《党史风云实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392页)

这种含冤受屈而无路可走的郁闷,不仅许世友有,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据说,许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去探望他,没有一个不哭的。忧愤交加之余,许世友决心豁出去,“我们回四川去。四川那里找刘子才去,还有1000多人的队伍,他们巴不得我们去呢!在这里,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去四川打游击去嘛!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他说干就干。到第三天时,已有30多名干部愿意走,其中有后来被判刑的刘世模、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人。据许世友称,一切计划都是由他作的,路线也是由他划的,他身上还带有写给毛主席的信。他们准备在4月4日晚10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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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原第四军副军长王建安改变了主意,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马上将此事报告给校党总支部书记邓富连,邓则立刻找到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据莫回忆:

我让邓富连留下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自己立即去找刘亚楼、傅钟等领导人。跑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去找校长林彪。估计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住在凤凰山下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便是,我即到那里找到了林彪,向他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先回学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情况,待他向毛主席报告后,再作处理。我急忙回到学校,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只要消息没走漏,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我先向学校保卫科及身边同志通报了情况,以便有思想准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他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邓富连、谢富治和我,还有保卫科的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这一事件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央最初怀疑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是张国焘,但在董必武、李克农等人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一一谈话之后,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现存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审问记录上有这样一段对话:

“听说你们对张国焘也是不满的,可为什么批张国焘,你们就想离开?”

“问题不在张国焘,而在于你们借批张国焘,批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他张国焘纵使千刀万剐,也不能株连整个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败,张国焘并没去,怎么说是张国焘路线的结局呢?好像红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的私人部队,正因为你们这样认为,才是把我们党的军队污蔑了。我正是因为这个想法,才说出一些与当时情绪和方式不同的观点来。”(郝景泉编著:《党史风云实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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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为何宽大处理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公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各机关团体代表共约150人参加。据判决书显示,审判长是董必武,人民陪审员为倪志良、谢富治、刘长胜、高检成等4人,书记员是周景宁。审判的具体情形如何,未见到相关记载,高等法院档案中未见到除判决外的其他案卷材料。判决结果是,6位被告“组织拖枪逃跑”罪名成立,许世友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不过所见判决上未写明),刘世模被判有期徒刑1年,褫夺公权1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褫夺公权1年;王建安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

这个处罚结果,对于“拖枪逃跑”这种在革命时期极其严重的罪名而言,显然是极为宽大的。判决书的“理由”部分是这么说的:

上叙犯罪事实,经被告等之自白,其组织拖枪逃跑未遂的情形,与促起拖枪逃跑的动机,至臻明确,犯罪之成立,已无疑义,所应研究者,科刑之轻重而已,查被告等均系红军中高级干部,受过训练,明知组织拖枪逃跑,是违犯军队中的最高纪律,在任何地区打游击,均是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乃竟扩大煽动组织拖枪逃跑至三十余人,并企图在出城时如遇追捕即实行抵抗,此项犯罪,不仅客观上是反革命,即在主观上也是完全的反革命行为,依照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关于红军逃跑问题第一条第二条应即各处死刑,惟查被告等革命斗争历史甚久,在革命战争中,受伤多次,至少在四次伤以上,过去在四方面军长期工作过程,缺乏政治教育,养成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观点;虽在军政大学训练了一个时期,但究竟一时不易纠正过来以致发生此项极严重的犯罪行为,法虽不赦,情尚可原,再查犯罪行为尚属未遂,例应减轻处罚,又被告等在羁押过程中,迭次表示悔懊,兹站在教育的观点,给被告等以自新的机会,予以极宽大的处置,按被告等各人情节轻重,主动被动,在侦察过程中的表现等等为科刑标准,特为判决如主文。

从判决理由可以看出,对许世友等人“极宽大处置”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曾有革命功绩。但革命功绩在当时的刑事审判中并非绝对的豁免理由。仅在四个月之后,同样是在延安,发生了另一起有名的刑事案件。红军青年干部黄克功因恋爱纠纷,开枪杀死女青年刘茜。黄年少时就参加革命,也曾受伤立功,很多人为之说情。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举棋不定,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亲笔回信,指示依法将其处死,“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160页)可见,革命功绩并非“免死符”。但同样是触犯死罪,黄克功依法枪决,许世友等人却获宽宥,也足见当时的刑事审判并不机械执行“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刑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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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黄克功案”中高等法院院长向毛泽东请示一事,还可推知,许案的处罚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态度和意见有关。虽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负总责的是张闻天,但实际上在党内享有最高权威的已是毛泽东。有人认为,是毛泽东爱惜许世友这个武功高强、性格直率、作战勇敢的将才,才指示免其一死,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收服”许世友的戏剧性场景。毛泽东的“惜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一,但宽大处理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出于维护党内团结大局的考虑。试想,若将许世友等人处死,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和战士将作何想?会不会造成离心离德的局面而出现更多的“拖枪逃跑”事件?长征过后本已极度虚弱的红军,此时尚未恢复过来,又面临国民党大军压境的险状,若起大规模内讧,无异自取灭亡。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壮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都要求中央以妥善而务实的手段平息这一内部风波。

余波至今未平

此案中被判刑的六个人,后来几乎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荣膺高级军衔。对当年的审判,他们中有的人仍耿耿于怀。如洪学智在回顾此事时曾说:“我为什么被抓,没有人跟我讲过。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也不明白。给我定的罪名是‘组织逃跑未遂’。别说‘组织’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原四方面军中有的干部也对此案有不同意见。曾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21页)XLW

许世友想到自己这些日子饱受了严刑拷打,吃尽了皮肉苦头,加之心爱的妻子又和他离了婚,这可全是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想到这里,许世友怒火中烧,呼拉一下从石炕上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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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将军的一生充满传奇。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练就一身超人本领。

在红军突破嘉陵江后的一次战斗中,身为军长的许世友的亲自参加敢死队,手提一把鬼头大刀冲向敌阵,左砍右杀,砍下36名敌军脑壳。为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高度评价:军长参加敢死队,史无前例。

将军的传奇太多太多,但是,1937年4月在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许世友拳打毛泽东事件至今一直鲜为人知。

毛泽东大怒:给我把许世友抓起来!

1936年10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于六盘山会宁。会宁胜利大会师,标志着红军结束了千难万险的长征,宣告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同时,也奠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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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身为红四方面军师长的许世友,接到军委的入学通知,要他到红军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红军大学由林彪任校长,许世友在二科当学员,陈赓为队长。学员大多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极少数为团级干部,年龄大多在25~30岁上下。许世友在学员队里算是老大哥了。

在清算张国焘罪行的过程中,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学员产生了尖锐矛盾,特别在传达西路军失败的通报大会上,许世友当众大哭,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时,红一、二方面军的学员借“思想帮助”为名,认为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学员同情张国焘,认识、揭露张国焘罪行不够,举起了路线斗争的“棍子”,直指红四方面军学员。为此,双方感情严重对立,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后来,不少红四方面军学员被批斗,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挨整,大会小会挨批。这位大别山走出来的虎将军,哪里受得了这等冤屈?终于,在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罪行大会上,许世友火冒三丈,再也忍不住了,他一下子冲到主席台上,大声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打不过敌人,换一个地方再打嘛,怎么能叫逃跑主义呢?!

许世友这一席的发言,犹如一颗重镑炸弹在红军大学会堂炸开了。大会中有人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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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张国焘的徒子徒孙许世友!

许世友是大别山的土匪!

许世友是红军中的托洛斯基!

回到房间的许世友,气得如同一个将要爆炸的大气球,浑身都在发抖。他痛苦地和一同来集训的王建安说,我们在红军没法呆了!

当晚,一个危险的计划在许世友的心中诞生了。他找来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决定投奔四川的刘子才。

因为刘子才当过许的部下,现有一万多人的队伍,是巴中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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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安首先响应。后经过秘密串连,四方面军愿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20多个团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体质差,都要骑马。

许世友画好行动路线图,并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出走的时间确定在1937年4月4日夜10时整。

正当许世友对这次行动充满成功的自信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他最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在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4月4日下午,王建安将许世友等众人密谋出走的重大情况汇报给红军大学保卫处长...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怒不可遏,他大手一挥,对前来汇报的林彪下达命令:这还得了?给我把许世友他们抓起来!

许世友大骂毛泽东:你算什么东西?

第二天晚饭后,许世友被押到审讯室,接受第一次审讯。审讯人为红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严正地说:密谋出走,在红军里是重罪。你知道吗?

许世友愤愤地回:这些都是他们逼的,我受不了这股窝囊气。如果说我们犯法,你应该审讯他们去。

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出一块根据地,让你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还有哪些人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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