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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是毛主席之前的军委主席

浏览次数:197 时间:2019-10-06

大家都知道,“军委主席”一般都由最高领导人兼任,尤其是毛主席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让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变得重要无比。

建国后的历任军委主席大家都不陌生了,那么建国前都有哪些人担任过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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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公布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1927-1936年)”,也就是在红军时期的历任军委主席,当然,各个时期的名称不一样。

可以看出来,我军第一任军委主席是周恩来,早期的周恩来确实是我军最高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南昌起义,他就是最高领导人,像朱德、刘伯承、贺龙这三位元帅,当时都是他的部下,至于陈毅、林彪、粟裕这些人,就更是他的部下的部下了。

在周恩来之后,担任“军委主席”的还有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其中有两个名字我们不是很熟悉,即杨殷和武胡景。今天介绍下武胡景。

因革命的需要,武胡景有很多名字,其中最有名就是武怀让。

武怀让1899年生于河南孟州,武怀让参加革命非常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是最早的一批党员,比包括朱德在内的十大元帅都早。而且,武怀让跟朱老总还有过一段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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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武怀让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还担任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朱德也去了莫斯科,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经验,朱德在苏联时期的很多活动,都是武怀让帮忙安排的。

到了1931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因这两个人极高的地位,我党在上海的整个机构都受到了威胁,王明远走苏联,周恩来也去了苏区,谁来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呢?

当时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武怀让,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国焘,但张国焘这个人非常聪明,在那种形势下,他是不会赴任的,于是,武怀让临危受命,成为新一任军事部部长,也叫军委书记。

武怀让的职责是“主要负责白区军事工作及对苏维埃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的指导,不直接指挥红军”。那么,谁在指挥苏区的红军呢?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王明、李德、博古,另一派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在那个时候,前三人的权力却是要高于后三人的。这个时候,身为中央军委书记的武怀让站了出来,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

在两派的斗争中,武怀让的站位成为一个重要的砝码,以至于毛主席直到建国后仍然对他念念不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35年,武怀让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同时还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传达遵义会议的决策,另一个是监视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王明就找到武怀让,希望他暂时不要向共产国际提遵义会议。

这个要求,遭到了武怀让的反对,也让王明等人对他的敌视越来越大。

1936年8月的一天,武怀让在家门口失踪,从此杳无音讯。

抗战胜利后,中央一直在彻查武怀让的下落,但十几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

直到1957年,侯玉兰终于得到了那个她早就知道,但一直不敢面对的结果——武怀让已于1936年死于莫斯科。毛主席亲笔签发,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这位客死他乡的革命家,到此也该瞑目了。XLW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成员,曾经也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却在1938年清明节投靠国民党,究竟是为什么呢?据说,党内有一个人给他带来死亡恐惧,这个人是谁呢?

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与张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富户。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

其次,他俩都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他负责组织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

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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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他俩在叛党叛国的路上“殊途同归”。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事隔二十年,即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

然而,这两位在我党早期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

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邓小平、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

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

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这一次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夙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的。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也可以说,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走了,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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