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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叶剑英介绍入党的国民党少将卧底

浏览次数:106 时间:2019-10-06

他是国民党少将,在叶剑英的秘密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不幸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谢士炎,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第十六师团长。在浙江衢州,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苦战,歼敌2000多人,并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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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作战处少将处长。1946年9月,谢士炎参与拟定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他将作战计划通过陈融生交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手中。次年,谢士炎调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他利用参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军事情报。

北平地下党组织对谢士炎进行了多次的、严格的考验,认为谢士炎已经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1947年1月的一天晚上,陈融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在晚上陪同谢士炎到北平郊外某地等待组织谈话。大约在晚上10点,陈融生和谢士炎来到党组织指定的地点。一会儿,叶剑英与马次青乘坐的小车准时到达,随即叶剑英邀请陈融生、谢士炎进入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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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握着谢士炎的手说:“我是叶剑英,你的政治表现及有关情况,我已知道,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经批准,你已被吸收为共产党党员。你应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的意志经受住一切考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1947年2月4日,谢士炎由叶剑英介绍秘密正式加入共产党,并有了叶剑英出席谢士炎秘密入党仪式的一幕。

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谢士炎不幸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北平监狱和南京陆军中央监狱。无论国民党当局怎样威逼利诱,甚至声称只要他退出共产党就能官复原职,但都不能使他有丝毫动摇。1948年9月19日,就义的时刻到了,谢士炎挥笔写下这样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从容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36岁。XLW

他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员会委员,被国民党枪决后,居然死里逃生。可是他却背叛信仰,开始一心为国民党卖命,反共45年。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早年生活贫苦,曾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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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该校校长为张澜。中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小学教书半年,之后即在张澜的推荐下入北京大学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前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国民党,同年又出任在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华人游行示威。

1926年底,任卓宣返回中国,任职于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1927年为湖南区委员会委员时,在长沙领导地下活动。那年冬天被省政府当局逮捕下狱,旋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于是他死而复生并且遇救,进长沙湘雅医院调养,仍继续指挥共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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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产生1928年间在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所发生的小型暴动事件,于是为省府当局所发现。他在第二次被捕后叛变,在湖南做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的政治教官。

在任的自述中曾经提及几件“政治反共、实际反共”的得意之作。其中一件是针对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任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救国”与之相抗衡。

这个口号把“攘外”和“安内”两方面结合起来,既强调要救国,又暗含消除异己的意思,显然比“攘外必先安内”高明得多,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所以一经提出,立即产生影响。

不仅如此,任卓宣还时时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不要一心抗战,忘记“安内”。左翼知识界猛烈批驳叶青的“谬论”,直指他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中共有关高层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

1949年7月,任卓宣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又代理部长,他奔驰往来于中国西南部,指导宣传业务,反复讲演反共问题并剖析对时局的看法,以鼓舞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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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之后不久,任卓宣辞去宣传部长的职务,任教于政工干部学校,主持帕米尔书店并出版《政治评论》半月刊,他仍然笔耕不辍,研究三民主义、撰写反共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向大陆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

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他写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逐一论述了。……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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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反共的文字,实在堪称20世纪中国反共第一人,也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1965年4月4日,任卓宣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等都亲自到场祝寿,祝寿礼堂挂满了赠送给他的屛联、书画和诗词,可谓盛况空前,荣耀一时。

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送的祝寿诗比较实在,其中有两句一语中的:“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XLW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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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有猷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刘国定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这个“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他一激动,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而是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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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上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颜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

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果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的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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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孝文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逮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境,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也就崩溃了。

涂孝文被捕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后来,受狱中革命同志的感染和影响,涂孝文思想发生了变化,想重回党的怀抱。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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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个蒲华辅,被捕前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

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着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搜刮一空。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有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时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被关在白公馆十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不过,他总是以“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难怪大家都看不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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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个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个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

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共产党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讯后,特务们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

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与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

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

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与他太太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八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李文祥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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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

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的38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中共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红岩”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深深地铭记,与这样惨痛的教训有直接关系。

金无怠,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翻译人员档案管理人员,曾任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国当代第一间谍王,潜伏美国33年,可是却因为中国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俞强声叛逃美国而被捕,自杀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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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22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0年进入燕京大学,1947年新闻系毕业;1938年开始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

1949年到香港为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工作,朝鲜战争中在韩国帮助审讯中国战俘;1952年,加入中央情报局,并开始在琉球岛为美国中情局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局(或译"对外广播情报机构")工作,担任语言专家;

1961年调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罗沙(一说1952年后很快就调至圣塔罗沙,后又调至弗吉尼亚州中情局兰利总部);1965年加入美国国籍;

1970年圣罗莎办事处被关闭,金氏向联合国总部求职,但并未获得录取,后到弗吉尼亚州罗斯林的对外广播情报处总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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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金氏被提升为中情局译员兼分析员,得到接触到最机密情报权限,在日本冲绳,他认识了台湾女主播周谨予,并与之结婚;

1981年7月,金无怠退休,并由于其工作的出色表现获得中情局颁发的奖章。退休之后,金无怠仍在中情局担任顾问工作。 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期间,金氏工作认真,屡受嘉奖。

1985年11月22日,金无怠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6项间谍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

1986年2月,陪审团裁定金无怠的所有17项罪名成立,并定于3月4日判刑。但在宣判日期之前的2月21日,金无怠在狱中自杀,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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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无怠的被捕与中国国家安全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外事局主任俞强声叛逃美国有关。1985年,俞强声携带金无怠的档案叛逃到美国,从而使美国联邦调查局得到金无怠在中国国家安全局的代号和通信证据,金无怠面对这些证据,承认其曾给中国提供情报。但也有媒体认为联邦调查局早在1982年2月就开始了对金无怠的调查和监视,通过搜查其行李和监视其行踪得到部分证据,证实金无怠是为中国工作的卧底。

被捕后,金无怠承认了自己确有间谍行为,但坦白的唯一情报是在中美建交过程中,秘密提供给中国关于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决策的情报,并因此声称自己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金无怠说:"我提供了美国方面愿意修好的情报,毛泽东才做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定"。金无怠曾托其妻周谨予往北京见邓小平,希望中国政府能与美国谈判,让自己回到中国。然而中国方面否认与其有任何关系。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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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21日,在等待判刑期间,金无怠在狱中自杀,死因是用塑胶袋蒙住头部后窒息而死。美国此后也没有对这一轰动的间谍之死做任何更深入的调查。其妻周谨予现居旧金山,1998年出版了《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一书。书中对金无怠的自杀提出质疑,提出诸多疑点,例如金无怠死时面容平和,不似窒息而死,作者认为金无怠之死"是个谜,谜底要大家去分析"。

依据周谨予女士所著《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中第3页《墓园》和第413页《沉痛的葬礼》的部分文字,可以判断出金无怠被安葬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图市的奥塔玛哈墓园(Alta Mesa Cemetery)。

金无怠案的陪审团认为,金无怠的间谍活动主要包括:

在朝鲜战争中,通过联合国军翻译的身份,为中国提供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延缓了美军在战争中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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