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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谁公开叫板麦克阿瑟

浏览次数:55 时间:2019-10-06

在首都北京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的东侧,有一幢庄严肃穆的灰白色仿古建筑,建筑的正面高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这里就是解放军举办军事外交会议、欢迎外国军方领导人、举办高级将领晋升授衔仪式等活动的“八一大楼”,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国防部大楼”。

可以说,国防部是我国最重要的军事行政机关之一。它对内号令百万雄兵,对外则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军事形象。国防部的政策、行为和对外形象,又主要集中在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国防部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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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防部的命运也几经波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防部长所肩负的使命各有不同。如今的国防部,是国务院系统的军事工作机关,负责中国的各项国防事务和军事外交等事务。建国以来,先后担任过我国国防部长的有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耿飚、张爱萍、秦基伟、迟浩田和曹刚川,现任国防部长为梁光烈。作为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象征,国防部长们都经历了哪些令人难忘的关键时刻?他们演绎过哪些精彩动人的国防故事?

彭德怀 建成首座核反应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建国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54年9月至1959年7月任国防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众多杰出军事将领中,毛泽东提名彭德怀出任第一任国防部长。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当年彭德怀的军事参谋王亚志。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回忆起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日子,仍然激动不已。

在国防部长任上,彭德怀面临的第一场硬仗,就是攻打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东部的台州湾外,是当时国民党军占据的大陈岛的北侧屏障,距解放军驻守的东矶列岛很近。1954年7月,华东军区建议攻打一江山岛,为下一步攻占大陈岛创造条件;从长远看,解放东部沿海小岛,是为最终解放台湾做准备。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同意采纳这一建议。8月,华东军区在宁波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开始了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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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年11月下旬,形势突变。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在大陈岛海域举行了3次联合军演;12月2日,台湾和美国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在华东军区“拟于20日攻打一江山”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一面电告华东军区推迟行动,一面仔细权衡美军可能的反应。他认为,要弄清楚美国的底牌,就不妨在一个小岛上刺激它一下,但我军必须取胜。他特意询问在浙江前线的张爱萍有没有取胜把握?张爱萍说:“‘绝对’二字不敢说,但只要美军不插手,把握肯定有。如停止进攻,老兵复员后,重新训练新兵反而不利,建议仍按原计划实施。”

在报毛泽东批准后,彭德怀决定发起对一江山岛的进攻。

1955年1月18日上午,彭德怀、粟裕、陈赓和有关负责人,走进了设在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作战室。此时,对一江山岛的轰炸已经开始。值班参谋进来说:“前线发来电报。”彭德怀命令道:“念。”“我军航空兵在歼击机掩护下,轰炸机3个大队、强击机2个大队,于8时轰炸了一江山岛;另,轰炸机、强击机各1个大队,轰炸了大陈岛的指挥通信设施和炮兵阵地,现飞机已全部返航。”彭德怀听完汇报,看看手表说:“快两个小时了。”陈赓高兴地说:“过去打仗,我们总挨敌人飞机的轰炸,这次也让敌人尝尝飞机下蛋的滋味。”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说:“下午,航空兵还要配合地面炮兵实施火力准备。”

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他知道,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的反应和态度。他说:“我们都打过仗,知道部队出动从下决心到出发,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时间。美军要来干涉,它首先要判明情况,弄清我们是不是攻岛,是只攻一江山岛,还是攻大陈岛。还要判明我们在战区的兵力……估计一两天内美军难以到达战区。这样,我军就有了比较从容解决战斗的时间。告诉部队,占领一处滩头阵地后,后续部队要源源上去。我军能打夜战,加上明天一天,估计可以攻下来……成功与否,今天下午是关键,作战和情报部门要密切掌握情况,随时汇报。”

地面攻击一江山岛的战斗,在当天中午12点正式开始。1.2万余发炮弹和300多枚航空炸弹倾泻在1.7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我军登陆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抢占滩头阵地,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86人,俘虏567人,占领了一江山岛。情况果然如彭德怀所料,美军当天没有“协防”,直到1月底才调来大批海军、空军,迫临浙东近海。但最终,美国政府出于对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让蒋介石的军队从大陈岛撤退。

从此,浙江沿海的岛屿全部解放。

力保义务兵役制

作为首任国防部长,彭德怀肩负着一个重任:完成解放军从战时到平常的战略性转变。大到国防制度、海防边防、战略方针,小到军队条令、训练方针,他都得从零做起。在他的推动下,从1954年到1955年,我国的义务兵役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合称“三项制度”)相继建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确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此仍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担心战时后备兵源不足。彭德怀一直惦记着这件事。1955年9月,他在视察广东边防时,南澳岛守备团团长汇报说,岛上原本兵力不足,但这里有很多民兵,平时对他们进行训练,需要时就能参加作战,从而解决了兵源不足问题。彭德怀由此得到启发:把民兵和预备役合而为一。经过充分酝酿,他在1957年的军委会上提出“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批示“同意”。1958年3月,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认可,争议了3年之久的义务兵役制从此被固定下来。

1955年,军队薪金制度开始实行。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彭德怀一直在观察各方反应,考虑薪金标准是否合理。1957年,他发现,军队中最高薪金和最低薪金过于悬殊,不利于发扬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便决定从正师级到军委副主席,每级都不同程度地降低薪金。他将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月薪,从450元降到了400元,两年后又从400元降为360元。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考虑取消薪金制,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彭德怀几经考虑,认为“实行一种制度主要考虑它能不能促进社会发展”。于是,薪金制被坚持下来。

彭德怀还力倡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会议和军委会议上,他讲到一个故事:“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往来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时,志愿军在朝鲜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这种状况往后不能一直这样。”1955年,军衔制度开始实施。

“三项制度”的相继实行,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起点”,使我国的国防建设逐渐步入了正轨。

“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彭德怀深知科学对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因而十分重视军事科学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

1955年5月,彭德怀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东欧。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动问他想参观些什么。彭德怀提出想参观海军。赫鲁晓夫说,对中国同志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可以去看看核潜艇。彭德怀到达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舰队驻地后,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就参观核潜艇,可第二天早晨又说“核潜艇已出海”。经交涉,苏联方面说可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看,但到了那里,又说黑海舰队没有核潜艇……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回国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提议尽快发展我国的核能事业。

此后,彭德怀经常把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请到家里,为自己讲课。他接受钱三强的建议,决定先建一个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加速器,为研制原子弹准备条件。

1957年6月15日,天还没亮,彭德怀就起床去参观中国人自己建成的原子反应堆。技术人员把他领到一个水泥浇铸的筒形建筑前,说:“这就是原子反应堆的心脏部分。”

“好家伙,像座碉堡!”彭德怀乐呵呵的。

“现在还没有封口,可以看到内部,封口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得通过仪器观察。请彭总看看。”

彭德怀说:“技术上的事,我是外行。我只说两件事:一是对废料、废液一定要严格处置,绝不要造成环境污染;二是一定要加强防护,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这次参观,让彭德怀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反应堆,这是个好的开端。有了它,以后就会有我们自己的火箭、导弹和核潜艇,再也不用去看人家的了!”

但是,彭德怀最终没能看到研制出的核武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受到错误批判,从此离开军委和国防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的批斗。即便如此,他仍然为祖国军事科技的飞跃激动不已。1964年10月,他在广播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1970年4月,他又听到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但1971年中国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交付使用的消息,因未对外公布,他到1974年11月去世时都不知道。在临终遗言中,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念念不忘:“我国的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善,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彭德怀传》)

叶剑英(1897-1988)广东省梅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5年1月至1978年1月任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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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坐镇指挥粉碎“四人帮”

1959年,彭德怀遭到错误的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觊觎此位置已久的林彪接任。1971年9月,林彪及家人乘飞机出逃时,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随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自此到1975年1月,我国一直未任命“国防部长”,由叶剑英全盘负责国防事务。

西沙一战不眠夜

1974年1月11日,南越当局(当时的越南分裂为南越和北越两个政权)公布地图,将我国西沙群岛全部划入其版图,并于当年1月15日公然出动军舰,侵我领海,撞我渔船,突袭我永乐群岛。

1月17日,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组织班子,准备打仗。他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开进永乐群岛海区,并派武装民兵进驻琛航、广金、晋卿三岛。1月19日凌晨,叶剑英接到报告:南越当局突然派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首先向中国民兵开炮。他立即就这一情况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立即组织领导六人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周恩来所说的“六人小组”,是1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由叶剑英牵头,成员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共6人。其任务就是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几个小时后,叶剑英来到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室。他一进屋就问:“前边怎么样了?告诉前方,提高警惕,一旦敌人动手,就迅速还击!”

“报告叶帅,10点22分,敌人4舰向我271、274号猎潜艇和396、389号扫雷艇攻击,我舰队已给予还击。”

叶剑英知道,我军参战的舰艇装备不如敌方。但他相信我军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于是对参谋人员说:“要参战舰艇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1小时37分钟后,捷报传来:我军民击沉、击伤4艘敌舰。这时,一直没有休息的叶剑英,才在人们的劝说下,去作战室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休息。没想到刚过中午,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支持南越的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艇编队,向南海方向驶去。叶剑英立刻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中央,不久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前线发出了新的命令:“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

20日9点35分,我陆军在海军舰艇和渔轮的掩护下,向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敌人发起了反攻,全歼敌军,收复了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取得西沙海域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拒绝江青的邀请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任命叶剑英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协助邓小平对军队进行整顿。

正式就任国防部长后,叶剑英在紧抓国防建设的同时,还不得不同妄图插手军队事务的“四人帮”进行周旋。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论述了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提出军队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

会议间歇,叶剑英与各军区和兵种的高级干部逐一谈话,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事(指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警告她“不要搞四人帮”)透露给他们,并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坚定立场,稳住部队。

在小组讨论会上,叶剑英提醒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今后不论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你们都有权力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会议结束时,叶剑英显得很兴奋。可没过多久,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一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更重了,二是因为出现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人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这使得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根本无法得到贯彻。

那段时间,叶剑英常常独坐沉思。一天,他正在与孩子们打乒乓球,警卫参谋走过来说:“首长,江青同志来电话,请您到北海公园的‘御膳’用餐,说特意准备了宫廷糕点。”

江青这次又要搞什么名堂?叶剑英皱了皱眉头,对警卫参谋说:“你告诉她,我的身体不适,不能去了。”警卫参谋走后,他挥了一下球拍:“继续打球!”

怀仁堂力挽狂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这份文件还有一项引人瞩目的内容:“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只是风云突变的开始。同年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的两份文件,一个是《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通知》,另一个是《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底,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就要行动了,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在西山住处,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法。

此时,被宣布“生病”的叶剑英,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没有被免去,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军队的指挥权。

考虑成熟后,叶剑英找到华国锋,商讨处理“四人帮”的办法。他提议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然后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

10月6日,叶剑英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下午3点30分,他接到了电话通知:晚上8点,政治局在怀仁堂开常委会,审议《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方案,要求提前1小时到。

7点整,叶剑英乘坐的黑色红旗轿车,准时在怀仁堂门前停下。他走下车,对随员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华国锋几乎同时到达。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则带着警卫隐蔽在屏风后,以防任何突然变故。

7点55分,王洪文刚走进怀仁堂的大门,几名警卫就向他走来。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刻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但话音未落,他就被制服,带进了正厅。华国锋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施隔离审查的决定。随后,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也一一被制服。

当晚9点,叶剑英和华国锋召见耿飚,让他带一个营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中共中央在叶剑英的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时,天色已是微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8年2月至1981年2月任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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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打赢对越自卫反击战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和军队的主心骨。他把整顿、建设军队的工作,托付给了几位老帅。当时,健在的老帅只有4位——85岁的刘伯承、80岁的叶剑英、78岁的聂荣臻和76岁的徐向前。1978年2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年轻”的徐向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北京西山“重回”战争岁月

1978年10月,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仅仅几个月后,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打响。

战争让人忘记年龄,徐向前仿佛又回到了革命战争的年代。他每天都到位于北京西山的统帅部指挥作战室,亲自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关注前线战事的进展。他指挥作战时有个习惯,只要前线的枪声一响,就睡不着,吃得也少。当时,77岁的他患有头痛病,经常发作。前线战事正紧时,头痛得实在厉害了,他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强忍。作战室里的将领们,都以为不爱说话的徐帅在思考问题。秘书和警卫进来发觉他病了,才连忙送上他常吃的药片。

徐向前本已戒烟多年,但在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段时间,由于经常熬到深夜,精神紧张,身体疲劳,他的“烟瘾”又犯了。好几次,他自己没带烟,就吸起了“伸手牌”——找吸烟的将领们要香烟。不过,有时他已经把烟点着了,一看保健医生,不等提醒,就会丢掉。

只要是有关作战的事情,徐向前事无巨细,都很关心。一次,听说许多上前线的连队,还和从前一样,让炊事员背上笨重的行军锅。他当即火了:“这怎么行,又费时又费劲,一定要把吃饭的问题解决,当成个课题研究改进!”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徐向前回到家,夫人黄杰开玩笑地对秘书说:“老徐一打仗精神好多了,只怕今后没有那么多的仗打呢。”徐向前听了,哈哈一笑:“失业好嘛,军队失业,可以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不避讳“穷家底”

徐向前在很多场合说过,他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国防部长了,希望早一天交班。但当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还需要他。

1980年3月,邓小平把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徐向前——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大大小小会议上,各大军区的将领们围绕军队“消肿”问题,各抒己见,如同一群医生给一个重病号会诊,开出了许多药方。3月11日,徐向前对这些会议作了总结:“在座的都是老同志,60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都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儿……军队现代化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打起仗来军队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搞不好,你来我不来,自己打自己,有东西送不上去,相互联络不上。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有些要做研究,有些也可以做些试验。”

作为国防部长,徐向前还要承担繁重的外事工作。1980年8月,他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纳西·皮劳斯的采访。很多人担忧,这名记者到过许多国家,爱钻空子,更何况西方总是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谁料,徐向前一见到皮劳斯,就对他直言:“我国虽然很大,但人口多,很穷,非常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这种毫不避讳“穷家底”的态度,让皮劳斯很惊讶,也很感动。最后,他问:“我很想听听国防部长对战争持何种态度?”徐向前说:“我们一向主张和平,主张国与国通过协商,平等地解决相互分歧。我们的原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两次发火

在国防部长任上,徐向前两次发火的事,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难忘。

一次,徐向前从内参上看到一条消息:在昆明街头,一位残疾军人佩戴着勋章讨饭。这让他十分难过。之前,他已听到不少反映:一些残疾军人的生活条件很差;一些烈士家属得到的抚恤金,还抵不上一头牛的价钱;有些地方的烈士家属甚至领不到抚恤金。每次得知这样的情况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一次他愤怒地说:“战士战死还抵不上一头牛,这是什么政策?”于是,他特意让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书记处“提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安排好残疾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建议国务院拨专款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次,徐向前看到一份简报上说,部队的后勤干部反映,他们的工作“低人一等”。他找来后勤部长洪学智,问:“你说后勤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啊?”洪学智是徐向前的老部下,一听徐帅的话,便像当年一样直来直去:“徐帅,我这个部长是挨骂的呀!”

徐向前一笑:“有人敢骂,好,说明你还民主嘛。”

洪学智又说:“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有点低人一等。”

徐向前说:“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

此次谈话后不久,徐向前专门开了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做了《后勤工作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大问题》的讲话。这给了后勤干部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对老百姓的疾苦,徐向前同样非常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几位来北京开会的大别山区县委书记,特意前来拜访徐帅。徐向前问:“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一问,顿时让气氛冷了下来。沉默了好长时间后,一位年轻人壮着胆子说:“徐帅,您还记得七里坪吧?”徐向前点点头。他怎么能忘记,那是大别山下黄安县的一个区。在那里,他指挥过黄安战役,还负过伤。

“我陪新华社记者到七里坪做过访问。”年轻人接着说,“那里有些人家,每人只有一条裤子,想要洗洗,都没有换的。有一家姓王的,7口人只有6个碗……”

“什么?”徐向前站起身,表情凝重地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

送走客人后,徐向前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即着手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到井冈山、大别山、陕北等经济落后的老区,进行系列调查,研究尽快改变当地面貌的措施。给中央的报告发出后不久,他的生日到了,家人要给他做寿。徐向前生气地说:“做什么寿啊!不要忘了,有一家7口人只有6个碗呀!”从此,每逢他过生日,家人、工作人员陪他照张相,就算是“祝寿”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徐向前元帅》)

耿飚 (1909-2000)湖南醴陵县人。建国后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1年3月至1982年10月任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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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五角大楼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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