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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只能活到1949年

浏览次数:136 时间:2019-10-06

晚年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有神秘色彩,因为他的死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蒋介石如果较长时间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引发公众猜测。因此,他的家人就用公开露面或者家庭照片来证明他还活着。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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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距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已有近30年,尽管蒋介石已逐步退出政坛,但其在中国台湾威权统治20余年,影响力仍无人能及。

今年,蒋介石去世已40年。他的晚年生活照片、史料正逐步公开。当时他的行为怎样影响了此后的台湾?他的私人生活又是怎样的?记者专访了浙大“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以还原这位前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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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四次露面

记者:蒋介石晚年身体状况如何?他的病情曾是绝对秘密,卧病期间外界不断有关于他病情的谣传,甚至传言他已经去世,他是如何处理的?

陈红民:现在很多人把蒋介石的晚年写得很不堪。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曾长期任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跟我聊过,他说,80多岁的人,不管是多了不起的人,生病了都是那样,所以不宜过分渲染。

蒋介石活到88岁,经历那么多的沧桑和风波,也是高寿了。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是,当年算命的人说他活不过63岁,正好在1949年蒋介石就是63岁,所以他认为自己剩下的寿命都是上帝给的。

蒋介石晚年身体有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还动了手术;另外他满口假牙,不能吃硬的东西。他的心脏、肺相继出现问题,到最后手发抖、不能写字,坚持了几十年的日记也停下了。

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有个特点,领导人是终身制的,他们的个人安危都是国家最大的秘密。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会有神秘色彩,因为他的死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蒋介石如果总是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引发公众猜测。因此他的家人就用几次公开露面,或者家庭照片来证明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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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以后,宋美龄策划了蒋介石的四次露面”。1973年7月孙子蒋孝勇结婚,媒体发布了新婚夫妇和蒋介石的合影;同年11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全会的10位主席团成员,到“荣总”晋见蒋介石;第三次曝光是蒋孝武夫妇去士林官邸探望时,对外发布家族活动的合影,肃清当时关于蒋介石已经去世谣言;第四次在1975年初,蒋介石接见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马康卫,是一次政治性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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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从蒋经国接班到蒋介石过世之间有几年的时间缓冲,所以他真的过世时,台湾社会虽然震撼也很大,但政局、政务相对稳定。上述这些举措,只是为了政局的平稳。

蒋经国如何接班

记者: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介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陈红民:其实蒋介石晚年已不太考虑很具体的问题了。他身体不是很好,蒋经国每天早晚两次去见他,行政上的事情包括人事等都是蒋经国在面见时汇报,回头再在会上传达,其他人是见不到蒋介石的。

我认为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和美国的关系,担心台湾被美国抛弃。因为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如果再失去美国支持,就更加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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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晚年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在关心国际大事,包括欧洲、非洲、东南亚国家的局势。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建设不太操心,偶尔会关注人事的布置安排。这里的原因在于,台湾的局面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于他自己怎么努力,而在于国际格局怎么变化。

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关系原来并不好,毛福梅去世后交流障碍才逐渐少了。蒋介石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是1940年代蒋经国进入中央干校,那时候他就开始说“革命后继有人”。1949年政局变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陪着他,这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后来在台湾才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

但培养蒋经国接班有两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蒋经国当时访问了美国五六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了解和接触美国,也让美国方面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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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是内部的阻力,比如吴国桢、陈诚这些老一辈“权臣”。早期是通过陈诚和吴国桢两个人的矛盾相互牵扯,当然这不只是蒋经国的问题,甚至还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威。1965年陈诚去世之后基本上没人能对蒋经国造成威胁,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培养他。所以从“国防部长”再到“行政院副院长”,从军到政的过程,都让他去历练。

蒋介石年纪大了之后,跟社会的接触面也很窄,他同辈的比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人,他看不上了,他学生这一辈他也看不上,最后他也找不到人接班。他满眼看到的就是蒋经国,只有这个儿子。

国民党有自己的政党伦理,选择领导人既要有能力,革命经历也要有。这样来看蒋经国,他的履历完整,各方面能力都得到过锻炼,国民党内除了陈诚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和他比。其实蒋经国也不容易,1949年开始培养,到1972年接班,20多年的培养也真是下了血本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伦理,好坏另说,但也不能说蒋经国完全因为是蒋介石的儿子就做了地区领导人。XLW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总统府。4月25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母亲坟前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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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母亲墓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临别时,乡亲们问蒋介石:“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面对乡亲们的期盼。蒋介石自信的伸出三根手指,说“最多三年”。谁知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蒋介石曾经问儿子蒋经国,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蒋经国不说话,劝父亲休息,蒋介石却来了兴致,说道:第一,党心不一!国民党建立50多年,从来没有统一。第二,干部腐败!

当时流传着”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官迷、财迷、色迷还有这样两句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因为国民党大肆搜刮民财,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收复了国土,却丧失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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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三个原因呢: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凭这三条,哪有不败的道理?我们要重新训练党的干部,统一党心,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监督的力量,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党纪!

蒋介石坚信,只要做到这三点,就可以东山再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蒋介石临终遗言被台湾当局曝光,极大夸赞了自己这一生的对手——毛泽东,自言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请把我灵柩朝北京摆放,我要向毛泽东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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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耻辱啊!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

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

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

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

蒋介石说过:“毛先生才是伟人,我干了一辈子坏事,愧对国人,愧对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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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最后说:

“没有毛先生,中华就四分五裂了,我死后,请把我灵柩朝北京摆放,我要向毛泽东请罪。”

毛泽东生前有很多的“对手”或者“敌人”,但是他没有一个私敌。

人们对毛泽东的深情怀念,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证明无论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学识还是著作理论或对世界、中国、后人的影响,谁都无法与之相比!堪称生前辉万里,身后耀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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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蒋介石对毛的评价时不禁落泪,毛公之伟大如太阳温暖人心,毛公之宽厚如大海容纳万物。

毛泽东可以把蒋家祖坟保护起来,这不是一般人的胸怀。

试问今日天下有几人能敌?

胸怀坦荡,大公无私,心念苍生,思虑中华,深谋远虑,造福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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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深深地爱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毛泽东深情地爱着中华儿女,毛泽东深切地关切着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

这样的大爱才是人类的真爱。与小私小我小家小爱相比,毛泽东爱是刻骨铭心的爱,毛泽东的情是天长地久的情,毛泽东的心是感化人性的永恒心。

没有毛泽东世界不精彩.没有毛泽东人类失光辉,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价,他一口气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湘鄂边区特委、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汉机关等20多个秘密机关,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

一、是否向国民党隐瞒了许多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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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顾顺章坚持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才肯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当时他还心存一个梦想:就是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25日深夜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周恩来利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转移。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等时任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机关的领导人都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但是中共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800多人,中央特科也遭到大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顾顺章叛变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如周恩来、王明等都先后离开了上海,或去江西中央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这对中共今后的历史影响极大。

由于没有抓到周恩来,顾顺章为了邀功,又先后出卖了中共中央几个极其重要的负责人,如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恽代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蔡和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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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罪恶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可以说是怙恶不悛,十恶不赦,但是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表明,他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据《中国共产党史稿》中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史稿第二卷160页)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包括其他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 米夫不久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报告称:“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的同志向莫斯克湿报告,在4月26日有一名共产党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共政治局委员(应为候补委员——笔者注),并负责特务工作者。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特务工作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谈话及谣言之中,而不能决此事之确否。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几天以内,我们望着警察到这些地方来,同时做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确的地址告之警察,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但是结果未曾发生。”(见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6月10日)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称顾顺章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外,顾顺章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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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带着特务亲自到香港去诱捕和森,一方面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或许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团!

二、陈赓为何拜访顾顺章彻夜长谈?

顾顺章叛变以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徐恩曾不放心,就委派自己的亲信王思诚作他的秘书,同时让同为中共叛徒的王国标、李志远和胡洪涛等住在一道,以便监视。

为了提防中央特科红队的报复,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有事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进行面容化妆,通常是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变得容貌大变。

根据徐恩曾的安排,顾顺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他自己口述,中统特务徐政、章志仁、朱秋日等记录整理,编写了一套“特工丛书”,共分《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审理工作》、《行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等6册,总共50多万字。这套丛书后以《特工圣书》为名出版,一直是中统及军统等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训练教材与工作文本。这还不算,顾顺章又在南京瞻园的妙静寺为国民党中统特务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共2期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参加训练班的有特务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第等4人。第二期人数扩充到20人,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大特务黄凯。几乎所有的人对顾顺章赞赏有加,称赞他“对特务工作确实有自己的精明独到之处”,“他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经验丰富,不愧为特工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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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在顾叛变以后被特科红队镇压,顾顺章在平时总是郁郁寡欢。于是,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作后妻,王思诚托手下一个工作人员吴洪林帮忙,为顾顺章物色了一个女子,此人便是南京的一位年轻姑娘张永琴。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初她已在读中学,这天放学回家,母亲拿了一张顾顺章的照片给她看。张永琴出于好奇,答应和顾顺章见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楼上,顾顺章给张永琴的印象是个子不高的,人长得还算英俊,挺神气的,能说会道。那一年张永琴19岁,顾顺章26岁。他俩交往了仅3个月,张永琴的母亲就督促他们成亲。于是1932年3月8日,顾顺章与张永琴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婚礼。婚礼办得很隆重,徐恩曾也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他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这是一幢四开间的二层楼房,楼上4间,顾顺章夫妇住一间,顾顺章的老母住一间,顾顺章4岁的女儿顾利群和3岁的侄儿顾益群及保姆住半间,后半间是顾顺章用作看书写字的,再有一间是客厅。顺便说一下顾利群,她是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叛变后,在顾顺章家里被周恩来从康生手里抢下来的,原来她是会被中央特科红队一块儿打死的。后被送到宝山乡下顾顺章的老母处。解放后在上海某小学教书,一直到退休。楼下的四间,一间住着秘书王思诚,一间住着同为中共叛徒的胡洪涛、陈文昭夫妇,一间住着中统派来的保镖林金生,还有一间作饭厅。这幢小楼对外就称作“王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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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平时很少外出,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胡洪涛夫妇,以及一些同为共产党叛徒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一块儿回忆回忆当年在共产党地下工作时的“光辉事迹”!同时发发牢骚,骂骂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这也为他今后被军统处决埋下了伏笔。

其实,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了退出国共之间斗争的漩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的念头。他将蒋介石给他的礼金等,从一些古玩贩子手里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装了两个大箱子,只待时机一到就物色一个铺面开店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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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顾顺章的后妻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大名鼎鼎的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见面,促膝长谈,整整谈了一个晚上。他俩是在二楼孩子住的那半间房的后半间谈的,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据张永琴回忆:陈赓的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见《文史精华》2003年第5期孙曙《顾顺章后妻张永琴访谈录》一文)。

陈赓,黄埔军校一期生,忠诚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荣任大将。1926年间,他曾和顾顺章一道受党的委派到苏联学习过特务工作,回国后便在中央特科担任顾顺章的副手。据各方面看到的材料都表明,顾顺章、陈赓以及特科负责交通电讯工作的李强是3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我们正统党史中见到的似乎都是陈赓的这一句话:“顾顺章腐化堕落,我们以后总会有看到顾顺章背叛革命的那一天”……那么,在1933年的这一个夜晚,陈赓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到南京细柳巷见大叛徒顾顺章?他们又谈了些什么?这似乎又是顾顺章叛变后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历史谜团。

1982年夏,笔者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44号办”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曾奉命到六合路一个非常破败的小楼2次见过顾顺章的另一位部下,负责特科总务工作的洪扬生。据他回忆,说李强也曾到南京见过顾顺章。笔者查了一下李强年谱:自顾顺章叛变以后李强便转移到了苏联,在苏联莫斯科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学习,抗战爆发时才回来,似乎没有到南京见顾顺章的可能。但是粉碎“四人帮”后,1983年,李强确实专程到上海见过张永琴,以及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以及洪扬生等。李强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据张永琴和洪扬生讲,他在接见张永琴与洪扬生时,都曾提到过他和陈赓、顾顺章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是“同志加兄弟”。陈赓去见顾顺章绝非个人行为,值得研究和关心这一段历史的人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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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日本近5个月究竟做了些什么?

1934年初,顾顺章又搬家了。其实顾顺章在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因保镖林金生出卖,将顾顺章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与徐恩曾大吵了一场,便由徐恩曾安排搬过一次家,住到了一所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小屋安品街70号。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在特务系统里的左臂右膀,一个执掌中统,一个执掌军统。但两人之间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水火难容。1931年徐恩曾的中统逮捕了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自然非常眼红。与此同时,由于手下许多特务对顾顺章的吹捧,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笑眯眯地答应着,心里却非常不快,多次警告顾顺章不准与戴笠私下发生关系。现在顾顺章给戴笠密信被徐恩曾拿到,徐自然非常不满,他还曾当面威胁过顾顺章,说是要枪毙他。顾顺章自然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味道,心里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不问世事。徐恩曾和他的妻子,中共叛徒费侠几次前来探望顾顺章,顾拿足了架子,依然称病不起。近半年的时间,他就写了一部书,名叫《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这部书同样是由他口述,由旁人整理的,是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很重要的一本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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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徐恩曾将顾从安品街搬出,在南京城南甘露寺5号为他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为了表示自己对顾的信任,徐恩曾特意由中统出钱,安排顾顺章到日本去休息养病。1934年4月末,顾顺章去了日本。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顾利群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顾顺章带着妻子女儿在东京上野公园观赏了日本烂漫的樱花,自然也有一番“烈士暮年”的感慨。同时,他们一家3口还游览了京都、奈良、伊豆半岛的热海等小城镇。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自由自在,无束无缚。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回家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就这样经不起徐恩曾的一再催促,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了南京。

顾顺章在日本住了近5个月的时间,他干了些什么?他又接触了些什么人?从未见到任何资料披露过,这又是历史留下的一个谜团。

据张永琴回忆:顾顺章回南京不过2个星期,10月2日吃过晚饭,顾顺章被徐恩曾派员接去谈话,从此一去不返……

四、突然遭蒋介石下谕枪决的真相是什么?

关于顾顺章的死,一些特务头目是这么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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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来到上海,这是他1931年3月31日作为中共特委负责人护送中共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苏区离开上海,自己在武汉被捕叛变后第一次回上海。他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一大通话:“共产党固然不好,但国民党更坏。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立新的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就要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些人虽然原来都是顾顺章的铁杆部下,但现在都背叛了革命,加入了中统,于是难免有人将这番话告诉了徐恩曾。这一年5月徐恩曾派自己心腹中统调查科总干事顾建中到上海召集部下开会,顾建中话外有话警告说:“有的人野心不死,还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这番话又有人告密了顾顺章,顾顺章知道自己在徐恩曾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于是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被顾顺章原先的部下童国忠和张文农获悉,出卖给了徐恩曾。徐恩曾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的途中,还用铁链子串在顾顺章的锁骨上。1935年5月顾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对顾顺章的判决,他在中统上海地区总部召集部属们讲:“我们的同志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见异思迁,这样前途都是有保证的。”

据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大特务蔡孟坚在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讲:“据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国26年冬(1937年冬天——显然有误,这一年抗战爆发,这一带已被日寇占领——笔者注)在镇江予以枪决。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我在阳明山受训时,罗先生担任讲座,曾亲自告诉我他主持监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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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也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他写道:“顾顺章叛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的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有不少人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求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然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产党勾结,向共产党提供我们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现他有实现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将他放弃了。……顾顺章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抱里的一个。”1935年春,徐恩曾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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